早期的羅馬人拔出佩劍，下定決心不是死亡就是征服；原始的基督徒對這兩者都甘之如飴，抱著耐心和慈悲等待使自己成為殉教者的致命一擊。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僅為宗教的精神感到激動，這種風氣只會產生怨恨和爭執。約翰·帕拉羅古斯皇帝在逝世前公開宣布，放棄與拉丁教會聯合這不孚眾望的舉措，爾後這種觀念始終沒有獲得改善，一直要等到他的弟弟君士坦丁面臨災難，逼得要用奉承和欺瞞當成最後的手段。 為了獲得塵世的救援，他的使臣接到指示，要將這件事與願意接受精神上的服從一併進行討論，並且可以提出保證。他對教會抱著不予理會的態度，借口是有緊急國家大事要處理。他秉持正統教義的願望，懇求一位羅馬使節的蒞臨。雖然梵蒂岡經常受到對方的欺騙和誘惑，現在接收到悔改的信號卻不容忽視，一位使節總比一支軍隊更容易獲得對方的同意。大約在最後滅亡的前6個月，俄羅斯的紅衣主教伊希多爾以教皇特使的名義，帶著大批僧侶和士兵的隨員行列出現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像是歡迎一位朋友和父執，帶著尊敬的神色聆聽他的講道，在教堂的公開場合或者皇帝的禮拜堂。教士和世俗人等都用逢迎的態度在聯合法案上籤署，原因是在佛羅倫薩大公會議上已經獲得批准。12月12日（1452 A.D.）這天，兩個民族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舉行領聖體儀式的奉獻和祈禱，兩位教宗的名諱都受到大聲讚揚和稱頌，那就是基督的代理人尼古拉五世，以及被叛亂群眾所放逐的喬治教長。
拉丁教士在祭壇進行聖事時所使用的服裝和語言，成為引起反感的對象。希臘人用極度厭惡的口氣，提到他拿未發酵的麵包當作奉獻的薄餅，把冷水注入聖餐的酒杯。一位希臘歷史學家承認這種狀況實在讓他感到羞愧，對於宗教的認同和統一，他的同胞沒有一個人有絲毫的誠意，甚至皇帝自己也懷著這種用心。拿未來要修改信條當作承諾來拖延倉促和無條件的順從，最好的借口是自認已經犯下偽證罪，這也許是最糟糕的託辭。但是當他們那些誠實的同教弟兄用譴責的言辭對他們形成壓力時，這些希臘人只能喃喃自語：「我們要忍耐，等待上帝將這座城市從吞吃的巨龍口裡拯救出來，到時你將了解我們是否真要與阿茲邁特人和解。」但是忍耐不是宗教狂熱的主要特性，宮廷的手腕不見得能壓制民眾對自由和暴力的熱烈追求。
居民不分性別和階層，從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圓頂，蜂擁前往僧人根納狄烏斯 是雷諾多的意見認為還是同一個人，只是前後的言行不一致而已。">的小室，請教有關教會未來前途的神諭。聖人不見外客，通常在沉思冥想，恍惚之中陷入神意的通靈狀態，在他小室的門口懸掛一塊可以寫字的木板，他們讀過這些可怕的字句以後陸續離開：
啊!可憐的羅馬人，你們為什麼要拋棄真理，為什麼不信上帝而要把一切託付給義大利人？你們要是喪失信仰就會丟掉城市!請憐憫我，啊!上主，我當著你的面誠心稟告，我一生清白無辜沒有犯下任何罪孽。啊!可憐的羅馬人，要思考未來，要停止作惡，要徹底悔改。在這種重要的時刻放棄祖先的宗教而去接受邪惡的信仰，就會成為外國人的奴隸淪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要是根據根納狄烏斯的意見，純潔有如天使、高傲有如惡魔的守貞修女反對教會聯合的決議，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不願與拉丁人在宗教儀式上有任何聯繫。她們做出的榜樣受到絕大部分教士和人民的稱讚和效法。虔誠的希臘人從修道院分散到各地的酒館，飲起酒來就像教皇的奴隸那樣令人混淆不清，為了向無垢聖母的聖像致敬而不停乾杯，懇求她大發神威抗拒穆罕默德，就像從前她從科斯羅伊斯和台吉的手裡拯救這座城市一樣。在宗教狂熱和酗酒過度的雙重麻醉之下，他們神勇百倍地高聲喊叫：「有什麼理由需要西方的援軍、教會聯合或是拉丁人？阿茲邁特人的禮拜儀式趕快滾開!」土耳其人征戰行動的前一個冬天，這種像時疫爆發一樣的狂暴狀況使整個民族為之騷亂不已，其他的工作全部受到干擾。
四旬齋的齋期和復活節的來臨，並沒有激發仁慈和博愛的氣氛，反而增強了狂熱分子的剛愎心理。告解的神父對於信徒的心靈進行仔細的審查並且提出警告，任何人要是從教士的手裡接受聖體，對於教會聯合表示同意或是加以默許，都要被逼進行嚴厲的苦修和悔改。拉丁教士在祭壇奉行聖事，等於散播傳染病給參加儀式的那些沉默和簡樸的觀眾。邪惡的排場只會讓他們喪失僧侶職務所具有的美德，一味地將希望寄託於他們的祈禱和赦罪會帶來幫助，這根本就是不合法的行為，甚至有引發突然死亡的危險。聖索菲亞大教堂剛受到拉丁奉獻儀式的污染，馬上就被教士和人民當成猶太人的會堂或異教徒的廟宇棄若敝履，在這個巨大的圓頂下面瀰漫著一股肅殺之氣，而過去這裡的香火旺盛、燈光燦爛，迴響著祈禱和感恩的聲音。拉丁人是最可惡的異端分子和背離正統教義的人。大公爵是帝國的首席大臣，據說他宣稱，他情願在君士坦丁堡看到穆罕默德的頭巾，也要比教皇的法冠或紅衣主教的角帽更為順眼。 這種情懷對於基督徒或是愛國志士沒有一點價值，希臘人縈迴在心，帶來致命的後果。皇帝失去臣民的敬愛和支持，順從神意的安排和懷著奇蹟式的解救希望，使得民族的怯懦行為變得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