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事件處理期間，身為紅衣主教的特使保持著充滿慍怒的沉默。他對於國王和人民同意這種方式，雖然不贊同但也缺乏反對的能力。等到卡拉馬尼亞人入侵安納托利亞以及希臘皇帝佔領色雷斯，這些令人喜聞樂見的消息可以穩固朱利安的立場，議會也因而解散。還有就是熱那亞、威尼斯和勃艮第的艦隊已經成為赫勒斯滂海峽的主人。盟友接到拉底斯勞斯大獲全勝的消息，但是還不知道他簽訂的條約內容，非常著急地等待軍隊的班師還朝。紅衣主教大聲驚呼道 ：
你的這些處理方式，不是在拋棄大家的期望和你自己的機運嗎？你對自己所負的職責、你的上帝和你的教友曾經立誓要信守忠誠，所以最優先的義務是要取消對基督的敵人倉促和褻瀆的誓言。神在世間的代理人就是羅馬教皇，沒有他的批准你既不能承諾也不可執行這些條約。我用他的名義赦免你的偽證罪，讓你使用的武器具備神聖的性質，追隨我的腳步走上光榮和救贖的道路。如果你仍舊有所顧慮，可以把懲罰和罪孽轉移到我的頭上。
朱利安有崇高的人格，竟然支持這種帶來災難的狡辯，深得民心的議會朝令夕改輕浮易變，他同樣予以支持。他們決定在同一個地點發起戰爭，直到最近才恢複和平。履行條約時基督徒襲擊土耳其人，他們的理由是這些人是不信神的異教徒。拉底斯勞斯的承諾和宣誓成為騙人的謊言，受到那個時代宗教的緩頰，只要他的軍隊獲得勝利，就能解救東部的教會，這是最完美的辯白，或者說能為大眾所接受的借口。但是同樣是這份條約損害了他的名譽，削弱了他的實力。和平的宣告使法蘭西和日耳曼的志願軍帶著不滿的喃喃之聲憤而離開，路途遙遠的戰事使波蘭人筋疲力竭，可能是厭惡外國人指揮的緣故，他們的內衛軍首先獲得許可，撤回行省和城堡。甚至就是匈牙利人也因黨派傾軋而四分五裂，舉棋不定的態度使他們的行動受到限制，說來這倒是值得讚許的事。十字軍的殘餘人員發起第二次的遠征行動，兵力減少到不足2萬人。
一位瓦拉幾亞酋長率領他的家臣加入皇家的陣營，提到他們的人數沒有超過陪伴蘇丹出獵的隨從隊伍的人數。兩匹腳程神速的駿馬被當作禮物，提醒拉底斯勞斯對即將發生的大事要有先見之明。塞爾維亞的藩王在光復國土和歸還他的子女以後，對方引誘他，承諾可以給予他新的領土。缺乏經驗的國王、宗教狂熱的特使以及好戰無禮的哈尼阿德斯，都存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刀劍和十字架無堅不摧的威力可以克服所有的障礙。等到渡過多瑙河以後，兩條道路可以到達君士坦丁堡和赫勒斯滂海峽：較近的一條道路直接越過海姆斯山，地形崎嶇難以通行；另外一條路程較遠但比較安全，經過地勢平坦的國度，沿著黑海海岸前進。他們在行軍時，按照西徐亞人的作戰方式，經常把大車當作移動的工事使側翼獲得掩護。運用後面這條道路是很明智的選擇，正統教會的信徒行軍通過保加利亞平原，帶有惡意的殘酷行為，把基督徒土著的村莊和教堂焚燒一空。他們最後一站是靠近海邊的瓦爾納，拉底斯勞斯在此地戰敗陣亡留下不朽的英名。
在這個決定國家命運的地點，沒有發現一支盟邦的艦隊可以支持他們的作戰行動，反而獲得穆拉德即將接近的警報。穆拉德從馬格尼西亞的退隱之地出發，把亞洲的軍隊運過來防衛歐洲。按照一些作者的說法，希臘皇帝出於畏懼或受到誘惑，同意他們使用博斯普魯斯海峽這個通道。貪污腐敗這個難以洗刷的羞辱要加在熱那亞人身上，還有教皇的侄兒身為正統教徒的水師提督，默許他的傭兵部隊放棄防守赫勒斯滂海峽的任務。蘇丹率領6萬人馬離開哈德良堡，用急行軍向前挺進。等到紅衣主教和哈尼阿德斯可以就近觀察土耳其人的兵力和隊列時，熱心的武士建議撤退，然而這種處置方式非但緩慢而且不切實際。只有國王下定決心，不是征服就是死亡，他原本可以獲得光榮和輝煌的勝利。
兩位君主位於陣線中間相對的位置，安納托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將領稱為貝格勒貝格，他們指揮右翼和左翼的部隊，對抗藩王和哈尼阿德斯位於當面的師級單位。土耳其軍的兩翼在第一波的攻擊中被敵軍突破，但獲得的優勢結果反而帶來致命的危險，行動魯莽的勝利者一時激動發起追擊，沒有給敵人造成困擾反而遠離友軍的支援。當穆拉德看到自己的騎兵部隊敗逃，對自己和整個帝國的命運感到萬念俱灰。一名久經戰陣的新軍弟兄抓住他坐騎的韁繩，他後來很寬宏大量地赦免並獎勵了這名士兵，竟然看出君王處於恐慌之中，還敢阻止他臨陣脫逃。一份條約的抄本被當作基督徒不守信義的證據，在戰線的最前列公開展示出來。據說蘇丹在大禍臨頭時，高舉雙手兩眼向著上天，懇請真主給予保護。他向先知耶穌提出訴求，對那些用不敬的言辭嘲笑他的名字和宗教的人，應該施加報復的手段。
匈牙利國王充滿勝利的自信，帶著劣勢的兵力和混亂的隊伍向前猛攻，直到他的進軍被無法擊破的新軍方陣阻止。要是我們相信奧斯曼編年史的記載，他的坐騎被穆拉德投出的標槍貫穿， 本人跌落在步兵的長矛陣中。一名土耳其士兵大聲宣布：「匈牙利人，看吧!你們國王的頭顱!」拉底斯勞斯的陣亡是戰敗的信號。哈尼阿德斯從冒進中醒轉過來，後悔所犯的錯誤和部隊的損失，竭盡全力要拯救皇家的主力，直到他被勝利的烏合之眾所壓倒，造成全線的徹底潰敗。他的勇氣和指揮發揮最後的效果，救出瓦拉幾亞騎兵隊的殘部。瓦爾納會戰（公元1444年11月10日）這場慘敗有1萬名基督徒被殺，土耳其人的傷亡更多，就整個實力來說所佔比例不算太大。然而這位富於理性的蘇丹，用神色自若的態度承認戰爭的勝利有運氣的成分，他說如果類似的勝利重演，代價可能是他的死亡。他下令在拉底斯勞斯落馬的地點豎立一根紀念石柱，高雅的銘文沒有提到他魯莽的行動，只是記下匈牙利年輕國君的英勇事迹，悲悼他不幸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