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教皇為宗教自由的大業進行鬥爭，獲得光輝的成果，然而獲勝的教士很快受到解救者暴政的壓迫，他們發現對政府官員極其銳利有效的武力，對教皇神聖的品格絲毫不能發揮作用。賦予教士自由選舉權的偉大憲章，可以用上訴的方法消除選舉的結果，可以用委託或推薦的手法予以規避，可以用任意賜予的方式加以阻止，可以用預先和專橫的保留加以取代。 羅馬教廷開始出現公開的拍賣活動，從各個民族掠奪的戰利品使紅衣主教和受寵廷臣大發利市，每個地區都已經怨聲載道，位置重要和地價最高的教會土地，全都集中在國外人士和遙領地主的手裡。教皇居住在阿維尼翁的那段時期，雄心壯志墮落為更為卑微的慾望，全心全意貪求財物 ，要過奢侈的生活。他們嚴格規定教士要繳納就任禮金和什一稅，對於犯罪、騷亂和腐敗的人員可以隨心所欲給予赦免，這些形形色色牽連廣泛的不法行為，因為西部的教會分裂而變得更為嚴重，延續的時間長達50多年之久（1377～1429 A.D.）。
羅馬和阿維尼翁激烈鬥爭，敵對雙方竭力互揭瘡疤，他們的職位朝不保夕，不僅貶低原有的權威，更鬆弛古老的戒律，增加了浮濫開支和橫徵暴斂的需要。在比薩（1409 A.D.）和君士坦斯（1414～1418 A.D.） 先後召開兩次宗教會議，以癒合教會的創傷，恢複君主政體的專制。但是參加這兩次大會的人員，知道自己所具有的實力，決心要維護基督教貴族統治的特權。君士坦斯會議的神父對兩位教皇提出人身指控，判定他們有罪後加以擯棄，接著罷黜已經承認其統治權的第三位教皇，進而研討羅馬最高權力的性質和範圍，一直要等到建立一個凌駕於教皇之上的大公會議的權力機構，否則他們不願意解散。他們為了教會的管理和改革，決議定期召開類似的集會，每次會議結束之前，要確定後續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受到羅馬教廷的影響，下次在西恩納召開的會議很容易就避開了，但是巴西爾會議（1431～1433 A.D.） 大膽而強硬的議程，幾乎給當政的教皇尤金尼烏斯四世帶來致命的打擊。神父懷疑他別有用心，急忙公布第一項信條，即世界上所有教會反邪惡的鬥士的代表，都對包括教皇在內的所有的基督教徒擁有神聖的宗教裁判權。除非經過協商獲得他們的同意，否則任何一次大公會議都不得解散、延期或遷移。尤金尼烏斯在怒氣衝天之下，為反對大會的決議而頒布諭令，因此他們大膽召喚、勸誡、威脅和譴責聖彼得蠻橫無理的繼承人。他們一再延後，是為了讓他獲得充分悔悟的時間，最後宣布給他60天的期限，如果不能聽命行事，他將被暫停行使所有塵世和教會的權力。他們為了顯示對君王和教士同樣擁有統治權，出面接管阿維尼翁政府，廢止神聖財產權的轉讓，保障羅馬人的權益免於繳納新稅。這些大膽的行為不僅受到教士在輿論方面的認同，也獲得首批基督教世界的君王給予支持和鼓勵。
西吉斯蒙德皇帝宣稱自己是宗教會議的僕從和保護人；日耳曼和法蘭西擁護他們的神聖事業；米蘭公爵是尤金尼烏斯的仇敵；教皇在羅馬人民的暴亂中被趕出梵蒂岡。現在他同時被塵世和宗教的臣民遺棄，除了屈服已經別無選擇，教皇下達一道喪失顏面的諭令撤銷自己的議案，批準會議的決議事項，他的使節和紅衣主教全部併入受到尊敬的團體，似乎完全順從最高立法機構所制定的信條。這個團體的名聲傳遍東部地區，西吉斯蒙德當著他們的面接見土耳其蘇丹派來的使臣，他們把12隻裝滿絲綢衣服和黃金的大瓮放在他的腳前。
巴西爾的神父認為最大的榮譽，是將希臘人和波希米亞人約束在教會的範圍之內，他們派出代表邀請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教長，參加到受到西部各民族所信賴的宗教大會中來（1434～1437 A.D.）。帕拉羅古斯並不反對這個建議，他的使節被用適當的禮儀介紹給正統教會的元老院。但是會議地點的選擇成為難以克服的障礙，因為他拒絕越過阿爾卑斯山或西西里海，明確要求把宗教會議移到義大利交通便利的城市，必要時也可以在多瑙河地區。這項協定的其他條款都很順利地議定了，同意支付皇帝的旅行費用，包括700人的隨從行列， 立即匯給8000達克特 作為希臘教士膳宿之用；在皇帝出國期間，額外提供1萬達克特、300名弓箭手和若干艘戰船，用來保護君士坦丁堡的安全。阿維尼翁城先行墊付部分籌備經費，馬賽進行裝運的準備工作時遭遇很多困難和延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