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帝國的建立和光復完全歸功於幾位蘇丹的個人品格，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過程之中，有些最重要場面往往取決於一位主角的表現。這些蘇丹的智慧和德行還是有少許差異，彼此之間還是可以加以區別。但是，從奧斯曼登基到索利曼的逝世長達265年的這段歷史，一共有9位登基的君主，除了其中一位之外，其餘都是英勇善戰和行動積極的蘇丹。這群極其少見的統治者不僅讓臣民心悅臣服，也使得敵人心驚膽寒。王朝的繼承人不是豢養在後宮奢華的環境，而是在會議和戰場接受教育，幼小的年紀就被父親授予管理行省和軍隊的職位，這種顯現男性剛強氣概的制度雖然很容易引發內戰，但對於君主國家培養重視紀律和勵精圖治的精神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奧斯曼的君主不能像阿拉伯的哈里發那樣，稱自己是真主使者的後裔或繼承人，然而他們自認與韃靼的大汗或成吉思汗家族有親戚關係，這看上去像是奉承之辭而並非事實。 他們的祖先默默無聞根本無從查考，但是他們那種時間難以磨滅、暴力無法損害以及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很快根植在臣民的心田中幾乎無法拔除。一個軟弱或邪惡的蘇丹可能受到罷黜和絞殺，但繼承的權利可能傳給一個嬰兒或白痴，就是膽大包天的叛賊也不敢登上他那合法統治的寶座。
當宮廷里狡詐的首相和軍營中勝利的將領相繼推翻亞洲那些短命王朝時，奧斯曼的世襲制度卻在500年的實踐中獲得肯定，現在已經與土耳其民族最重要的政治原則結合在一起。
民族的精神和制度能夠形成，要歸功於一種強烈而奇特的影響力。奧斯曼原始的臣民是400戶逐水草而居的土庫曼游牧民族，追隨他們的祖先從阿姆河來到桑加爾河，現在的安納托利亞平原仍舊布滿他們老鄉黑白相間的帳幕。最初那一小撮人混雜在自願參加或受到征服的大批臣民之中，在土耳其人這個名稱之下，因共同的宗教、語言和習俗緊密融合。在所有城市中，從埃爾澤努姆到貝爾格勒，這個稱呼適用於所有的穆斯林，這些是最早到來且擁有榮譽的居民。但是，有些地方卻把村莊和耕種的土地放棄給基督徒的農民，至少在羅馬尼亞是如此。在奧斯曼統治極為強勢的時代，土耳其人本身被排除在所有民政和軍事的重要職位之外，經由服從、征戰和指揮方面類似宗教戒律的教育，興起一個奇特的奴隸階級，一個人為的團體組織。
從烏爾汗（1326～1359 A.D.）和穆拉德一世（1359～1389 A.D.）的時代起，蘇丹完全相信：靠刀劍統治的政府每一代要用新的士兵來更替，這些士兵絕不能來自生性柔弱的亞洲，而是身強體壯和勇敢善戰的歐洲土著。色雷斯、馬其頓、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這些行省，成為供應土耳其軍隊的永久來源。皇室擁有的五分之一俘虜因征戰而消耗殆盡以後，一種不人道的稅收方式強加在基督教家庭頭上，那就是5個兒子要徵召一個、每5年徵收一次。到了12或14歲，最健壯的少年被強制從父母的身邊拉走，他們的名字登上記錄冊，從此他們的穿著、教育和供應完全是軍事化管理。他們靠著外貌預測未來的前途發展，被選到布爾薩、佩拉和哈德良堡的皇家學校，交給高階官員去照應或是分散到安納托利亞的農民家庭。他們的主子第一件事是教他們講土耳其語，用各種勞苦的活動鍛煉體魄、增強體能，學習角力、跳躍、跑步、箭術，最後才是前膛槍的運用，一直到他們被抽調到新軍的司令部和連隊，繼續接受軍事或寺院紀律的嚴格訓練。那些在出身、才能和儀錶方面更為出色的年輕人，可以進入職位較低的Agiamoglans階級或者是更有發展潛力的Ichoglans階級，前者被選派到皇宮服務，而後者隨侍在君王身邊。接連在四所學校里學習課程，在白人宦官的棍棒要求之下，每天都要練習騎術和投擲標槍，更為好學的人員努力研究《古蘭經》以及阿拉伯和波斯的語言知識。等到成年而且學習成績良好，他們便逐漸被派去擔任軍事、民政甚至神職的工作。在職的時間愈長可能獲得的職位愈高，等到學養俱佳能夠獨當一面時，成為40員將領之一，可以站在蘇丹的寶座之前，經由他的拔擢負責管理行省的事務，接受帝國最高的榮譽。
這種模式的制度無論實質還是精神都非常適合一個專制獨裁的君主政體。就更嚴格的意義而論，大臣和將領全是皇帝的奴隸，他們要靠他的恩典才能接受教導和培養。當他們離開後宮，可以留起鬍鬚作為獲得釋放的標誌，發現自己身居要職卻沒有親信或朋友，也沒有父母和後代，完全依靠將他們從低賤地位拉拔起來的手，主子稍有不滿，便會像土耳其的格言中所委婉形容的那樣，這雙手就會把玻璃的雕像砸得粉碎。 他們在緩慢而痛苦的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性格和才能在洞察一切的眼睛之前無所遁形：一個孤立無援毫無牽掛的「人」，完全要用自己的優點和長處作為獲得任用的標準。如果統治者真有識人之明，他擁有絕對和無限的自由可以進行挑選。奧斯曼的帝位候選人所接受的訓練是從慾望的剋制以達到行動的完美，從服從的習性養成指揮的才華。軍隊裡面瀰漫這種風氣，他們的沉著、警覺、堅忍和謙遜，連基督徒的敵人都心儀不已。如果我們把新軍的紀律和訓練，拿來與歐洲軍隊長期以來那種貴族出身的傲慢、騎士制度的散漫、新徵士兵的無知、資深官兵的叛逆，以及罪惡滔天和目無法紀的習性進行比較，那麼對土耳其人獲得勝利就不應有任何懷疑之處。
希臘帝國和鄰近的王國獲得拯救的唯一希望，是運用威力更大的武器，創造更為新穎的作戰技術，如此才能在對抗土耳其這個世仇大敵時具有絕對優勢。他們的手裡就有這樣一種武器，創新的技術正在危急存亡的最後關頭出現。不知是出於偶然的機會還是精心的試驗，中國和歐洲的化學家 發現用硝石、硫磺和木炭製成的混合物，遇到火星會產生強烈的爆炸。他們很快知道，要是把這種膨脹力封閉在堅固的鐵管裡面，就會以勢不可當的毀滅性的速度將一顆石彈或鐵彈推送出去。有關火藥的發明和運用的確實年代，各家的說法不一，有的地方含糊其詞。然而我們可以斷定，在14世紀中葉，火炮便已為人所知 ，在該世紀結束之前，在日耳曼、義大利、西班牙、法蘭西和英格蘭這些國家，火炮已經廣泛使用於海上或陸地的會戰和圍攻。各個國家使用的先後，關係不大，誰也不可能從擁有最早或最多的知識中獲得壟斷的利益，普遍的發展使相對的實力和軍事的科學始終處於同等的水平。要想將這方面的秘密限制在教會的範圍之內，也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因背教者的反叛行為和競爭對手的自私政策而獲得這一秘密。
蘇丹對基督徒工程人員的才能，不僅樂意採用還要獎賞錢財。那些將穆拉德運送到歐洲去的熱那亞人，他們應該受到譴責，可能正是他們親手鑄成的大炮被直接用在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作戰中。 第一次的攻勢行動沒有達成目標，但是從那個時代的整體戰局來看，他們始終具有優勢的地位，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攻擊者。當攻防兩方勢均力敵形成膠著的態勢時，驚天動地的炮火瞄準城牆和塔樓，這些構建的工事只能抵禦古代威力較小的攻城器械。威尼斯人把火藥的使用傳授給埃及和波斯的蘇丹，並沒有受到任何指責，因為這些人是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盟軍。這些機密立即傳播到亞洲的邊陲地區，歐洲人的優勢只限於輕易征服新大陸的野蠻民族。要是我們將這種罪惡發明的擴展速度與理性、學術和求得和平的技藝極其緩慢和艱困的進步進行比較，一位哲學家就會依據他的性格，對於人類的愚行不是張口大笑就是掩面悲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