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五、帖木兒用鐵籠囚禁巴耶塞特的狀況和說法(1402~1403 A.D.)

帖木兒用鐵籠把巴耶塞特囚禁的故事,是長久以來經常被提到的活生生教訓,最近被現代作者當成杜撰的傳說,用來嘲笑一般人的輕信態度。 他們把人們之所以會相信有這件事,歸因於謝里菲汀·阿里的《波斯史》記載的情節,使得我們對一個法文譯本感到好奇,於是我就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處理方式,收集並且簡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

帖木兒聽到報告說,被俘的奧斯曼蘇丹已經到達御帳的進口,馬上很親地走到前面去迎接,安排他坐在自己的旁邊,針對他高貴的身份和不幸的遭遇,用遺憾的語氣表達不著痕迹的同情和責備。皇帝說道:

偉大的真主!你自己犯了錯誤,現在才會接受命運的判決。躓踣的羅網是你自己所編織,荊棘的樹木也是你自己所栽植。我願意赦免,甚至願意幫助穆斯林的護衛勇士:你抗拒我的威脅,你藐視我的友誼,你逼得我帶著所向無敵的軍隊進入你的王國。要是你獲得勝利,我不是不知道會有什麼下場,我和我的部隊都會難逃滅亡的命運。但是我不屑於報復行為,你的生命和尊嚴都將獲得保障,我要用對敵人的仁慈表示對真主的感激。

被俘的國王表現出悔恨的姿態,帶著屈辱的神色接受象徵地位的長袍,流著眼淚擁抱他的兒子穆薩,經過他的請求才從俘虜當中找齣兒子來。奧斯曼君王住在一座金碧輝煌的帳幕里,衛兵只有在提高警戒時才免於尊敬的態度。等到他的妻妾從布爾薩來到以後,帖木兒將德斯庇娜王后和她的女兒歸還給她們的夫君和父親。塞爾維亞公主早先獲得允許可以信奉基督教,因此帖木兒很虔誠地提出要求,她應該接受先知的宗教不得延誤。巴耶塞特獲得邀請參加勝利的宴會,蒙古皇帝將一頂皇冠加在他的頭上,並且讓他手裡拿著一根權杖,提出莊嚴的保證要讓他給祖先的寶座帶來更大的光榮。蘇丹的早逝使這個承諾所要達成的效果完全落空,他雖然有極為高明的醫生仔細照料,但受到中風的打擊在阿克息爾過世,這個地方就是皮西底亞的安條克,時間是在他戰敗後大約9個月(公元1403年3月9日)。勝利者在他的葬禮上流出眼淚,遺體用盛大的行列運送到修築在布爾薩的陵寢,他的兒子穆薩收到黃金、珠寶、馬匹和武器等極為豐富的禮物,被授予紅色墨水批准的國書,允許他擁有安納托利亞王國。

上面所提的這段對慷慨的征服者的描述,是從帖木兒自己的編年史中摘錄出來的,這部史書完成的時間是在他逝世19年以後,編者呈獻給他的兒子和孫兒。 當事實還有數以千計的人能夠記得時,他那真正的行為被明顯的謊言所諷刺。提出證據的確很有分量,所有的波斯歷史學家全都接受, 然而奉承之徒的卑鄙和無恥在東部更普遍。一大串證人都可以證實巴耶塞特受到嚴苛和羞辱的待遇,依一些人出現的時代和地點加以說明。

其一,讀者或許沒有忘記法蘭西的守備部隊,在波西考特元帥離開以後留下來防衛君士坦丁堡。他們在那裡最早獲得主要敵手全軍覆沒的消息,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其中有些人士曾經跟隨希臘使臣前往帖木兒的營地。從他們帶回來的報告資料中,元帥的僕從和歷史學家非常肯定,巴耶塞特的監禁和死亡都是處在「困苦」的狀況下,何況相距的時間還不到7年。

其二,15世紀以復興古典文化為己任的學者當中,義大利的波吉烏斯 應該算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風格文雅的《對話錄》提到命運的變化無常和世事的枯榮興衰, 是他50歲時的作品,正值帖木兒對土耳其人之役獲勝後第28年,他對征服者的讚譽不亞於古代極其赫顯的蠻族人士。波吉烏斯從幾名目擊證人口中,獲得蒙古皇帝功勛和紀律的第一手資料,沒有遺漏奧斯曼國君這個非常切合主題的案例。國君像一隻野獸一樣被西徐亞人關在鐵籠裡面,在亞洲被當成稀奇事物展示給民眾觀看。我可以引用兩本義大利的年代記,來加強在史料方面的權威性,或許可以舉出更早的日期,至少能夠證明有同樣的故事,不論內容的真假對錯,是在第一次改革浪潮發生的時代傳入歐洲。

其三,在波吉烏斯享譽羅馬的時代,艾哈邁德·伊本·阿拉布夏在大馬士革寫出有關帖木兒的歷史著作,文字華麗優美但是內容惡意誹謗,他曾經到土耳其和韃靼地區去旅行搜集所需的史料。拉丁人和阿拉伯人的作者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通信聯繫,要是他們都同意「鐵籠」這件事實,那麼這是正確性最突出的證據。艾哈邁德·伊本·阿拉布夏同樣提到另外那些違反家庭和親情的暴行,巴耶塞特只有極為痛苦地忍受。他非常不智地提到婦女和不貞,使得嫉妒的韃靼人懷恨在心。在勝利的宴會中,用女性侍飲者供應酒類,蘇丹看到自己的侍妾和妻室混雜在奴隸之中,沒有戴面紗暴露在放縱無禮的眼光之下。據說為了避免爾後發生同樣的侮辱,他的繼承人除了一次例外,禁止舉行合法的婚禮。布斯比奎斯是從維也納宮廷派往索利曼大帝的使臣,他提到奧斯曼人不僅相信還證明此事屬實,至少在16世紀仍舊如此。

其四,因為處於這樣語言不通的狀況之下,一位希臘人的證詞比起一位拉丁人或阿拉伯人,受到外來的影響更為微不足道。我避而不提卡爾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他們在較晚的時期享有盛名,談起這件事的時候語氣也不是那樣肯定,但是更要注意喬治·法蘭扎,他是最後那些皇帝的寵臣,生在安哥拉會戰前一年。發生這件事以後第22年,他以使臣的身份被派往穆拉德二世宮廷,這位歷史學家可能和一些資深的新軍人員談過話,他們曾經與蘇丹一起成為俘虜,說是看到他被關在鐵籠裡面。

其五,不管怎麼說,最後的證據來自土耳其的編年史,萊克拉維斯、波科克和康特米爾都曾經參考和抄錄,他們都悲嘆俘虜受到鐵籠囚禁的遭遇。土耳其民族的歷史學家還是有點可信度,他們如果不揭露國王和國家受到的恥辱,就無法指責韃靼人。

從這些對立的前提可以導出明確和合理的結論,謝里菲汀·阿里忠實敘述第一次見面那種誇張的談話,我感到滿意,認為沒有不妥的地方。征服者因為成功而能夠表現出體諒別人的態度,裝出寬宏豪爽的氣量,但是巴耶塞特不識時務的傲慢,使得帖木兒在不知不覺中產生疏離的心理。巴耶塞特的敵人是安納托利亞的王侯,他們的抱怨不僅讓人覺得公正,也激起憤怒之心。帖木兒提到他的安排是要牽引這位被俘的蘇丹,用盛大的凱旋行列進入撒馬爾罕。他發現有人圖謀要讓巴耶塞特找機會逃走,挖一條地道通到他的帳篷。這件事激怒了蒙古皇帝,迫使他採取嚴厲的管制手段,在班師還朝的長途行軍過程中,載運他的大車裝上鐵制的囚籠,不能將之看成是惡意的侮辱,而是一種嚴密的預防措施。

帖木兒讀到一些帶有傳奇性質的歷史著作,知道很早以前有位是他前輩的波斯國王,運用類似的方式處理被俘的皇帝,巴耶塞特就像那位羅馬的愷撒 一樣,應該受到譴責,要為自己犯下的惡行贖罪。但是他的心理和身體的狀況已經無法去接受審判,雖然他的早逝並非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所致,這筆賬仍舊要算在帖木兒的頭上。帖木兒無須與死者作戰,對於一個從他的權力之下獲得解脫的戰俘,能夠賜予的東西也不過是眼淚和墳墓。如果說巴耶塞特的兒子穆薩獲得允許,統治已成廢墟的布爾薩,事實上征服者已經將安納托利亞幾個行省歸還給合法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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