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希臘人對拉丁人的憎惡常常是極為明顯和司空見慣之事，最早的起源是痛恨受到羅馬人的奴役，到了君士坦丁時代以後，出於平等或支配的關係而感到驕傲，擺出不可一世的姿態。後來反叛的臣民寧願與法蘭克人結盟，雙方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局面。希臘人在每一個時代，都會因塵世和宗教知識的優越性而自豪：是他們首先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是他們宣布了7次大公會議的信條；唯獨他們擁有經義和哲學的語言，那些沉淪在西部黑暗之中的蠻族，對深奧而秘密的神學問題的辯論，根本沒有資格發表意見。那些蠻族反過來又藐視東部的人士，說他們是異端邪說的始作俑者， 只有挖空心思的爭辯和永不休止的浮躁，慶幸自己能保持使徒教會的傳統，滿足於簡樸純潔的教義。
7世紀的西班牙宗教會議和以後的法蘭西宗教會議，對有關「三位一體」的第三神格 加以改進，或是毀棄尼西亞信經。在東部進行的長期爭論中，對於基督的屬性和世系都非常審慎地加以界定，眾所周知的聖父和聖子關係，似乎在人的心靈中產生了一個模糊的印象。生育的概念很難與聖靈相提並論，而且就正統基督徒的認定，聖靈並不是神所賜予的禮物或象徵，而是一種物質、一個人、一個神。聖靈不是自父而生，而是按照正統的方式「已經發生」，這種存在難道僅來自聖父，或是來自聖子？還是同時來自聖父和聖子？希臘人堅持第一種觀念，拉丁人認定後面這種看法。尼西亞信經在聖父和聖子之間加上「暨」這個連接詞，引起東方教會和高盧教會激烈的爭執。在這場爭論剛發生時，羅馬教皇裝出保持中立的溫和態度， 對於山外高盧教友的這種創見，雖然加以譴責，但對他們的這種情緒卻加以認可，很想給節外生枝和毫無必要的探索蒙上一層寂靜和寬恕的面紗，讓人無法一窺真面目。從查理曼大帝和利奧三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教皇儼然以心胸開闊的政治家自居，偉大的君王反而自貶身價，像是個性浮躁和滿懷偏見的教士。羅馬的正統教會迎合現實政策所引發的衝動，利奧想要擦掉的「暨」已被列入信條，在梵蒂岡的禮拜儀式中吟唱。尼西亞和阿塔納修斯的信條被奉為正統信仰，如果沒有這些教義，無人可以獲得救贖。現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要忍受和回敬希臘人的詛咒，希臘人否認聖靈同時來自聖父和聖子。諸如此類有關信仰的項目很難被列入協商的議程，但是那些遙遠和獨立的教會對於紀律的要求有不同的規定，甚至就是神職人員從理性方面考量，也認為這種細微的差異無可避免，不會造成傷害。
羅馬的計謀或迷信規定，教士和輔祭要嚴格遵守獨身的職責，對希臘人而言守貞只限於主教，這樣的犧牲可以用崇高的地位作為補償，或是年事已高易於克制。教區的教士可以成為父親，能夠與進入聖秩以前所娶的妻子共享家室之樂。11世紀「無酵餅」的問題引起激烈的爭辯，無論在東部還是西部，領聖體儀式本質上的差異，在於使用「發酵」還是「無酵」的麵包。在這本嚴肅的歷史著作中，我對於拉丁人長期處於守勢，是否應該提一提對於他們的嚴厲指責？他們忘記了使徒要遵守的教義，不得食用動物的血和絞死而未放血的動物，每個星期六還要禁食，這都是猶太人規定的律法。在大齋期的第一周，他們允許食用奶類和乳酪， 那些意志不堅或體格虛弱的僧侶還可以盡情吃肉，要是沒有植物油就用動物脂肪來代替。在洗禮中塗聖油只限於主教團，主教就像來到教堂的新郎，手裡戴著戒指。他們的教士全都修面刮光鬍鬚，把人浸在水裡就算完成洗禮。君士坦丁堡的教長被這些罪行激起憤怒的狂熱情緒，拉丁教會的神學家以同樣的狂熱肯定這些神聖的行為。
固執己見和民族恩怨，對於任何爭論的問題都會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希臘人走向分裂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居領導地位的高級教士強烈的好勝心理：要維持古老都會教區至高無上的地位，使之居於所有的教區之上；要使統治的首都在基督教世界掌握獨一無二的權勢，不得屈居於任何城市之下。大約在公元9世紀中葉，一位野心勃勃的俗家人士佛提烏， 原來是衛隊隊長和御前大臣，靠著功勞和寵愛擢升到君士坦丁堡教長這個極其難得的職位。他的學問淵博，甚至教會方面的知識也勝於一般的教士，高超的品德從未受到任何譴責，但是他的任職過於倉促，晉陞也不合常規。那位受到排擠的前任伊格納提烏斯，仍舊受到公眾熱情的擁護和追隨者頑固的支持。他們因而向尼古拉一世的法庭提出上訴，這位生性傲慢而又充滿野心的羅馬教皇，正巧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東部的對手進行審判和定罪。後來因保加利亞國王和民族的教會管轄權而發生衝突，他們之間的爭執變得更加激烈（857～886 A.D.）。保加利亞人皈依基督教，對這兩位最高職位的教士不會產生任何作用，除非他們能夠計算出來，在自己管轄的教區之內有多少臣民改變信仰。
希臘教長得到本國法庭的協助贏得勝利，但是瘋狂的競爭讓他接著罷黜聖彼得的繼承人，並且大肆譴責拉丁教會傳播異端和製造分裂。佛提烏為滿足一己之私，為了獲得短暫而不穩的統治，情願犧牲世界的和平。他隨著保護人巴爾達斯一起垮台。伊格納提烏斯的年齡和地位一直未受到應有的尊敬，馬其頓人巴西爾恢複他的身份，扮演主持正義的角色。佛提烏從他的修道院或囚禁之處，用充滿悲情的訴求和極具技巧的奉承，使得皇帝能夠回心轉意，等他再度登上君士坦丁堡教長的寶座，他的對手一直在暗中窺伺。等到巴西爾過世以後，他體驗到宮廷的興衰浮沉和皇家門生的忘恩負義。這位教長再度被黜，在最後的日子裡，他過著孤獨的生活，可能會緬懷世俗和學習生活的自由。在教會每一次的變革中，統治者的一個眼色或示意，就會被順從的教士當成聖旨接受。一個有300位主教參加的宗教會議，隨時準備為神聖的佛提烏高聲歡呼，或是為他的失寵而大肆抨擊。 統治者用給予救援或獎賞之類的承諾，矇騙誘使教皇贊成不同的禮拜程序，教皇的信函或派遣的使節批准君士坦丁堡召開宗教會議。但是宮廷、人民、伊格納提烏斯、佛提烏，他們都反對羅馬教皇提出的要求，派遣的聖職人員遭到羞辱或監禁，護送聖靈的行列和儀式全部被人遺忘；保加利亞永遠成為拜占庭王權的附庸；這位不守規定多次舉行授予聖職儀式的教長，受到羅馬教皇嚴厲的譴責，使得分裂的局面繼續延續下去。
公元10世紀的黑暗和腐敗使得兩個民族暫停了雙方的來往，在心靈方面更難復交和好。但等到諾曼人用武力迫使阿普里亞教會回歸羅馬的管轄之下，希臘教長發出過於急躁的牧函，警告那些紛紛離去的教友，避免犯下拉丁人的過錯，唾棄褻瀆神聖的行為。羅馬的威望如日東升，不能容忍一個叛徒的侮辱，教皇的使節竟然在君士坦丁堡的市中心，公開將米凱爾·塞魯拉里烏斯逐出教會（公元1054年7月16日）。他們拂袖而去，把可怖的破門律呈獻給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祭壇，上面列舉了希臘人7條重大的異端邪說，把有罪的導師和不幸的信徒，打成魔鬼和墮落天使一夥，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教會和國家要是發生緊急狀況，有時就會恢複友好的關係，用仁慈和融洽的言辭來裝點門面，但是希臘人從未放棄謬誤的觀念，歷任教皇也未撤銷他們的判決。
我們可以把這一晴天霹靂，視為分裂最終形成的起點。羅馬教皇每次只要採取雄心壯志的行動，就會擴大分裂；希臘皇帝對他的兄弟日耳曼國王可恥的命運，總是感到無比的羞愧和驚悚；人民對於拉丁教士的世俗權力和軍事生活，始終懷著氣憤和感慨的心情。
希臘人和拉丁人道不同不相為謀（1100～1200 A.D.），在前面3次聖地遠征中產生矛盾，後來到了公開決裂的地步。阿歷克塞·科穆尼努斯使盡諸般手段，不讓勢力強大的朝聖隊伍出現。他的繼承人曼紐爾和艾薩克·安吉盧斯變本加厲，要與伊斯蘭信徒同謀，消滅法蘭克人幾位最主要的君主。這種極其陰險和邪惡的謀略，得到各階層臣民自願的從命和積極的支持。毫無疑問這種敵對的情緒，大部分要歸因於世界上各民族的隔閡和疏遠，以及語言、服裝和習俗的相異。一個國家要是被外國軍隊闖入，這些外國人還聲稱自己有權穿越領土和通過首都的城牆，這樣就會使統治者的自尊受到很深的傷害。他的臣民被殘酷的西部陌生人侮辱和洗劫，怯懦的希臘人在暗中嫉妒法蘭克人的英勇，能夠完成光復聖地的虔誠工作，更加深了心中難解的仇恨。
民族之間相互敵視的世俗根源，被宗教狂熱的毒液所加強和刺激。他們得不到東部弟兄的親密擁抱和熱情歡迎，每個人不斷重複著分裂主義和異端分子的指責。這些話在正統教徒聽起來，比異教徒和不信者更為刺耳。他們和他們的導師沒有因信仰和儀式的基本一致而受到喜愛，反而因在紀律的規定和神學的問題上與東部教會有所不同而備遭厭惡。路易七世進行十字軍東征時，希臘教士要洗刷和凈化他們的祭壇，說是被一個法蘭西神父的獻祭所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