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種族混雜而又疆域有限的政府，把人和等級的劃分當成最堅實的基礎。就法國而論，最後的自由權利靠著5萬名貴族 的精神、地位甚或偏見來保持原有的活力；200個家族的直系子孫形成英國立法機構的第二個分支，即上議院，在國王和平民之間維持憲法的平衡；貴族和平民以及外人和臣民之間的地位差異，支撐起了熱那亞、威尼斯和古老羅馬的貴族政治。提到這些，男性的完全平等是混淆極端的民主政治和專制政體的關鍵所在。要是有任何人能夠出人頭地，被擢升到奴隸同伴或市民同胞之上，就會冒犯到君王或人民的尊嚴。羅馬帝國在衰亡的過程中，共和國引以為傲的身份劃分逐漸被廢除，查士丁尼的理性或本能使他完成了一位專制國君的簡單模式。民眾普遍尊敬擁有世襲財產或顯赫祖先的人，皇帝無法去除這種心態。他樂於將榮譽的頭銜和優渥的薪俸賜給他的將領、官員和元老院議員，有些並不固定的恩典讓他們的妻子兒女分享。但是從法律的觀點來看，羅馬市民一律平等，帝國的臣民都是羅馬的市民。這種極具價值的特性最後變得虛有其名。羅馬人再也不能用發言來制定法律，更無權選出每年任職的官員。他們一旦具有憲法規定的權利，就會妨礙到主子專橫的意志。一度只有市民具備管理民政和指揮軍隊的資格，這樣才能接替祖先的征戰大業，後來這種資格卻被拱手讓給日耳曼或阿拉伯的大膽冒險家。
早期的愷撒在意「自由出身」和「奴隸出身」的區別，非常嚴格地加以辨識。這完全取決於「母親」的身份，要是她從受孕到分娩這段特定時間能證明是自由的市民，那麼就合乎法律的公正要求。奴隸被仁慈的主人釋放以後，立即成為「釋放奴」或「自由奴」的中間階級，但是他們並未解除服從和感恩的責任。一個自由奴辛勞工作所得的成果，他的庇主及其家人可以繼承三分之一，要是死後沒有子女或是遺囑，庇主甚至可以得到全部財產。查士丁尼尊重庇主的權利，不過他的恩典將處於低等階級的自由奴的羞辱標誌移走：不論任何人，只要終止奴隸的身份，立即取得市民的資格，不得保留或延遲。雖然被釋放的奴隸並沒有被自然賦予自由出身的尊嚴，但是皇帝用他那至高無上的權力，將這種尊嚴再次賜給他們。從前為了防止釋奴的行為過於浮濫，使卑賤和貧窮的羅馬人迅速增加，法律對年齡、形式和數量都有限制。他最後將這些法令全部作廢，立法的精神有助於國內奴役制度的崩塌。然而在查士丁尼時代，東部行省到處充斥著人數眾多的奴隸，無論是家生奴還是購買獲得，都是供給主人使用，價格從10個金幣到70個金幣不等，依據他們的年齡、體能和受教育程度區分。 政府和宗教發揮影響力，使得處於依賴狀況下的艱難困苦能夠逐漸減少，一位臣民不再因自己有絕對的權力，能掌握奴隸的生命和幸福而自鳴得意。
自然法則使大多數動物愛護和教導幼小的後代。理性的法則使得人類以孝順回報父母。但是父親對子女獨有的、絕對的、永久的統治，是羅馬法的特有之處，這種傳統幾乎和城市的建立同時產生。無上的父權是由羅慕路斯創立確定，在實施3個世紀以後，刻在十人委員會的第四塊銅板上面。羅馬公民的成年兒子在廣場、元老院或軍營享有「人」的公權和私權，然而在父親家裡他僅是「物」，根據法律，他與動產、牛隻和奴隸沒有差別，任性的主人可以將這些東西隨心所欲地轉讓或毀滅，在人世的法庭無須負任何責任。養育者的雙手可以收回無償賜予兒子的禮物，而無論是由兒子的勞力還是財產所獲得的東西，都會立即喪失所有權，成為父親名下的產業。他被偷的財物（他的牛隻或兒女）可以通過同樣的盜竊方式取回，要是任何一方犯下非法侵害的罪行，他可以選擇賠償損害，或是聽任討厭的「動物」受到侵害不予理會。基於貧窮或貪婪，一家之主可以出售他的兒女或是他的奴隸。奴隸的狀況反而更為有利，在第一次釋奴以後就能恢複已經喪失的自由。兒子在被釋以後又要回到喪盡天良的父親身邊，可能被迫陷入第二次及第三次的奴役生活，一直要到三次出售和受釋以後，才能脫離一再被濫用的父權。
根據法律賦予父親自由處理的權力，父親可以對子女真正或虛假的過失施以責罰，像是鞭笞、囚禁、放逐，或是將子女與最卑賤的僕役鎖在一根鏈條上，送到農村去做苦工。父母的威嚴在於掌握著兒女的生死大權，執行血腥死刑的例子，絕不會受到懲罰，有時甚至會獲得讚揚。在羅馬的編年史中，上溯到龐培和奧古斯都之前的年代，到處都可以找到這類記載。無論是年齡、階級、執政官的職位、凱旋式的榮譽，都不能讓最顯赫的市民免於孝順父母的束縛。他自己的後代與共同的祖先全部包括在家庭之內。對於養子的要求就神聖和苛刻而言，與對親生子並沒有不同。羅馬的立法者並不害怕父權的濫用，雖然並不是沒有這種危險，但他們對父愛的親情具備無限的信心。這種被壓迫的狀態可以通過下面這種方式得到紓解：每一代人都能成功轉變成讓子女敬畏的父母和主人。
最早對父權的限制要歸功於努馬的公正和仁慈。未婚女子要許配給自由人，必須獲得男方父親的同意，但是她的婚姻受到保護，不會讓她受到成為奴隸妻子的羞辱。在最早的時代，當鄰近的拉丁人和圖斯坎人欺壓羅馬這個城市時，城內經常發生饑饉，出售子女成為常見之事。但是隨著羅馬人不再能合法購買市民同胞的自由權利，市場逐漸萎縮，共和國的征戰也摧毀了這一類的奴隸買賣。父親傳給兒子的是並不完整的財產權，依據《御法集》和《民法彙編》的法律體系，確定有「原始財產」、「附加財產」和「登記財產」這三重區分。所有得自於父親的財產，兒子只能給予別人使用權，所有權則永遠歸自己所有。然而如果他要出售財產，債權人不能將奉養父母的那部分列入其中。無論父親通過婚姻、贈予還是旁系繼承所獲得的財產增值了多少，這些都要傳給兒子；父親若非出於特別狀況被排除在外，可以終生享有收益權。只有士兵通過戰勝敵人獲得、掠奪和遺贈的戰利品，可以不必與父親共有，這是軍人英勇殺敵合法和應享的賞賜。經過合理的類推，非共享的部分延伸到任何自由業所得到的酬金、服務公家機構的薪資，以及皇帝和皇后神聖的恩典。
一般而論，對於市民的生命而言，父權的濫用所造成的威脅不如自身財產帶來的危害。然而對於一個不配做父親的人而言，兒子的生命會妨礙到他的利益或情感：從腐敗所產生的同樣的罪行，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奧古斯都時代的人性。殘酷的伊里克索鞭笞自己的兒子直到兒子氣絕，皇帝將他從憤怒的群眾手裡救出來。 羅馬的父親縱情於奴性的統治之下，把自己降格成嚴肅而又溫和的法官。阿里烏斯私開法庭，對自己的兒子宣判莫須有的弒親罪，奧古斯都出面干預，提供個人意見，宣布對其處以放逐的判決。有個父親像強盜一樣，抓住打獵的機會殺害一名年輕人，說他與繼母發生亂倫的戀情，哈德良將猜忌的父親流放到海島。個人進行私下的審判，嚴重違反君主政體的精神，父母只有再將自己從法官降到原告。塞維魯·亞歷山大責令官員聽取他的控訴，並執行他的判決，他不再能奪取兒子的性命而免於謀殺的罪名和刑責。公正的君士坦丁最後還是將弒親罪的痛苦加在兒子身上，這種罪行只有運用《龐培法》才能免於懲處。
類似的保護存在於每個時代，有理性的人會讚許保盧斯的仁慈，凡是扼殺和餓死初生嬰兒，或是自己沒有憐憫之心，卻將嬰兒拋棄在公共場所，博取大家惻隱之心的父親，保盧斯將這種人判處謀殺罪。但是遺棄子女在古代是沿襲已久的惡行，而且極為猖獗。那些從來沒有接受過羅馬父權觀念的民族立下規定，不僅允許這種行為的存在，在實施以後也不會得到懲處。呼籲人類良知的悲劇詩人，竟然認為這種流行的習俗根本無關緊要，同時用經濟和同情的動機來加以掩飾。 要是父親忍得下心，雖然不能逃過譴責，但至少能逃過法律的制裁。羅馬帝國到處沾染嬰兒的鮮血，等到瓦倫提尼安和他的同僚在位時，他們將這種謀殺罪列入《高乃利烏斯法》的條文和所要表達的法律精神中。然而司法體系 和基督教信仰的教導不足以消除這種不人道的行為，唯有加重刑責，對其判以死刑，產生嚇阻作用，才能夠增強原本溫和的影響力量。
經驗證明，未開化的野蠻人是侵犯女性的暴君，社會生活的進步才會改善婦女的處境。為了能夠獲得強壯的後代，萊喀古士將結婚的年齡延後，努馬原來定為12歲，這實在是太過年輕，導致羅馬的丈夫隨自己的意願來教導純潔和服從的處女。按照古代的習俗，他把新娘從她的父母那裡買來，她要履行「初夜」的責任。在為她花費3個銅幣以後，她就可以被引導到丈夫家中拜祭灶神。祭司在10名證人陪同之下把水果當作奉獻的供品，簽訂婚約的伴侶坐在同一張羊皮上，吃用麥或米做的咸餅，稱為「麥餅聯婚禮」 ，用義大利的古代食物作為心靈和肉體神秘結合的象徵。但是這種結合就女方而言，極為嚴苛而且不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