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查士丁尼登極稱帝（527 A.D.），羅馬法的改革是擺在他面前的一項艱巨卻又勢在必行的任務。經過10個世紀的漫長歲月，法律條款和司法文件有數千卷之多，一般人沒有財力購買也無能力消化，而且所需要的書籍也很難找到。法官就像目不識丁的文盲只能任意處置案件，就如同空有萬貫家財的富翁，要花錢時仍然一窮二白。那些使用希臘語的行省居民，將生命及財產交給他們一無所知的語言來處置。在貝里圖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學院里，人們把拉丁語當作野蠻人使用的方言，學生不願盡心儘力去學習。幼年的查士丁尼有如伊利里亞的士兵，只熟悉當地的土話，等到少年時代才接受法律課程的教導，現在基於帝國的需要，選出東部學識最為淵博的法學家，隨同他們的君主努力進行改革的工作。皇帝的倡導和官員的經驗，有助於學者專家提出他們的主張。
特里波尼安的積極進取鼓舞了大家，進一步推動整個計畫。這位極為出眾的人物是潘菲利亞行省塞德地方的土著，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受到無數的讚許和指責。他的才華就像培根 一樣，精通那個時代所有的事務和知識。特里波尼安用散文和韻文就各種不同的題材，寫出變化多端和深奧難解的作品 ：像是讚譽查士丁尼的具有雙重含意的頌詞；哲學家狄奧多圖斯的傳記；幸福的本質與政府的責任；荷馬作品目錄及24種詩韻；托勒密的天文學準則；太陰的月相轉換；行星家族的體系；世界的和諧系統。
他進一步運用拉丁語來研究希臘文獻，這位羅馬的民法學家把所有的資料保存在圖書館和自己的腦海之中，終其一生堅持不懈地精研法律這門學問，為他開啟飛黃騰達的富貴之路，從在禁衛軍統領的手下擔任律師開始發跡，接著擢升為財務大臣、執政官和御前大臣。查士丁尼在國務會議中經常聽取他的報告，他不僅口若懸河而且智慧過人。即使如此，他的態度始終保持謙虛，行事低調，以減少別人的嫉妒之心。他受到宗教信仰不夠虔誠和貪財好貨的指責，難免會玷污他的德行或形象。在心胸狹隘和善於羅織罪名的宮廷，這位據有重要職位的大臣受到控訴，說他在暗中背棄基督教的信仰，心中存有無神論者或異教徒的思想和情懷，主要是歸於末代希臘哲學家的影響，當然這種借口非常矛盾，根本無法自圓其說。他的貪婪倒是證據明確而且眾所周知，要是他在司法部門收受禮物而發揮影響力，企圖改變審判的結果，就像再度發生培根的案例。如果他使神聖不可侵犯的職業受到羞辱，如果他為了獲得私人報酬的不純正動機，每天都在制定、修正或註銷法律，那麼即使是他的建樹也無法為其卑鄙的行為贖罪。
在君士坦丁堡的叛變事件中，民眾的氣憤叫囂使他遭到罷黜而丟官，但是他很快恢複了財務大臣的職位，直到他去世為止，有20多年的時間始終獲得皇帝的重用和信任。查士丁尼讚許他的唯命是從和負責盡職，然而由於皇帝的虛榮心作祟，他難以分辨這種鞠躬盡瘁的態度是否已經墮落成諂媚奉承。特里波尼安敬愛仁慈的主子有如神明，感嘆世間怎麼會有這樣偉大的君王，他裝出一副戒慎恐懼的樣子，害怕查士丁尼就像以利亞或羅慕路斯，會被上蒼接走送到光榮的天國。
如果愷撒完成羅馬法的改革，他那因反思和研究而增強的創造才能，就會帶給世界一套純粹和原創的法學系統。無論是否出於奉承之詞，東方的皇帝生怕個人的判斷成為公正的標準，雖然自己擁有立法的權柄，但還是要借用時間和輿論的協助，以逝去的哲人和立法者作為監督，好完成辛苦的編纂工作。查士丁尼要完成的工作並不像藝術家那樣，只是用自己的手通過簡單的鑄模來塑造一尊雕像，他的著作如同古代耗費錢財的方格狀路面，是一大堆缺乏條理的斷簡殘篇。登基第一年，他指示特里波尼安，在9位飽學之士的協力下，校勘歷代皇帝的法令和詔書（公元528年2月13日），從哈德良統治的年代開始，將格列高利、赫摩吉尼安和狄奧多西三部法典記載的項目，全部包括在內，要修訂錯誤失落和相互矛盾的條文，刪除已經作廢的部分和過分冗長的文字，選擇立法明智和裨益良多的法規，讓其能夠適應法庭的運作，為臣民帶來福祉。完成這件工作只花費了14個月的時間。這個新成立的十人委員會，企圖效法羅馬先賢的事功，十二卷法典或稱為「表」是最好的成果（公元529年4月7日）。查士丁尼的新法典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以示尊榮，經過簽字批准以後，交給各單位的公證人和書記，用筆抄錄很多部，經過校正無誤，分送歐洲、亞洲以及後來阿非利加各行省的官員，選擇莊嚴的節慶期間，在教堂的門口當眾宣讀這部帝國的法律。
隨後進行更為繁重的編纂作業，要從羅馬法學家的決議、假設、質疑和爭辯中，摘錄出法學理論的精義。皇帝指派17位律師，在特里波尼安的領導之下（公元530年12月15日），要超越前賢著作所涵蓋的範圍。如果他們能遵照命令在10年內盡其全功，查士丁尼對他們的勤奮一定會感到滿意。結果他只花了3年就快速編成了《論法彙編》或稱《羅馬民法彙編》（公元533年12月16日） ，至於是獲得讚許還是譴責，要看執法者運用得好壞而定。他們根據特里波尼安的圖書館搜集的資料，選出40位過去最有聲望的法學家 ，以及節錄在50本作品裡的2000篇論文，進過仔細統計，原有300萬行或節的文句 ，經過刪節以後很合理地保留15萬行。完成重大著作編纂的前一個月，先完成了《法學初步》，看來羅馬法在編纂摘要之前，先完成基本原理才較為合理。皇帝贊同他們的工作計畫，運用立法權批准這些平民的研究成果。他們對於《十二銅表法》、君主的《永久成規》、人民的法律以及元老院的敕令，完成注釋，取代原書的權威，將原書視為無用的古老遺物，全部予以廢棄。《御法集》《民法彙編》和《法學初步》被稱為正式的民法體系，是法庭唯一能運用的法源，也是在羅馬、君士坦丁堡和貝里圖斯學院的唯一教學材料。查士丁尼把他的「永久神諭」告訴元老院和行省，完成這項偉大的工作使他感到非常自傲，同時裝出虔誠的態度，把這一切歸於上帝的啟示和支持。
由於皇帝婉拒原創作品帶來的虛名與嫉妒，我們僅能了解的狀況是寫作的方式、資料的選擇和內容的精確，這些是編纂者不可或缺的德行。在形形色色的法律觀念之中，很難指出哪些是他真正偏愛的，但是查士丁尼對三部著作所頒的諭令並不相同，有可能三部都沒有討到他的歡心，可以確定有兩部不對他的胃口。在選擇古老的法律條文時，他對前面的皇帝沒有帶著猜忌的眼光，而是抱著一視同仁的態度。參考的資料最早沒有超過哈德良統治的年代，法律對異教和基督教只存在很小的差別，經狄奧多西的迷信所採用，經過人們的同意才被廢止。但是《民法彙編》的法律體系所涵蓋的時期大約是100年，從《永久成規》的編纂到塞維烏斯·亞歷山大的逝世。在哈德良之前幾任愷撒當政時的法學家，書里很少談及，就是整個共和國時代也只不過提到三個名字。查士丁尼的寵臣（有人極力主張）害怕接觸自由之光和嚴肅的羅馬哲人。加圖、幾位斯卡埃沃拉和蘇爾比西烏斯的作品充滿純正和淳樸的智慧；特里波尼安卻援引與他更意氣相投的精神，敘利亞人、希臘人和阿非利加人都擁到皇家的宮廷中，將拉丁語當成外國語言來學習，視法律為賺錢的行業。
查士丁尼大臣 所接受的指示，是要努力工作，儘快為帝國的臣民謀取福利，而不是研究古人的學問，滿足對知識的探求。他們的責任是要選出羅馬法最適用的部分。古老共和政體分子所寫出的作品不論多麼淵博和卓越，已經不再適合習俗、宗教和政府的新體制。即使西塞羅的老師和朋友仍舊活在世間，我們會坦承除了語言能夠保持精純以外 ，原有的極為優秀的素質已經被帕皮尼安和烏爾比安的學校所超越。法律這門人文科學要靠時間和經驗的累積，所以發展的進程非常緩慢，越近代的作者自然可以掌握方法和史料的優勢。兩位安東尼皇帝在位時，法學家研究先輩的作品，他們所具有的哲理素養會緩和古代的嚴刑峻法，簡化審判程序的形式，從敵對派系的嫉妒和偏見中抽身而出。
現在要選擇最具權威的著作來編纂《民法彙編》，完全依靠特里波尼安的正確判斷。即使權柄操之在上，也不會免除他的神聖責任，那就是一切的作為要真實和忠誠。查士丁尼是帝國的立法者，他可能撤銷了安東尼時代的法案，或是譴責那時的自由原則有煽動作用，然而這些原則仍為最後的羅馬律師所維護。過去的事實存在於專制政體所不及之處。當皇帝使完整無缺的原文產生訛誤；要把在他奴役統治下的文字和觀念，銘刻上古老和受尊敬的名字，使人誤以為是古人的作品 ；或者用權勢的手，查禁那些純正和可信的抄本，不讓他們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觀念，那麼皇帝就犯下了欺騙和偽造的罪行。特里波尼安和他的同事所實施的修訂和篡改，用統一內容做借口為自己辯解，以獲得寬恕，但是他們還不夠仔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