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身軍旅、辯論議壇以及精通民法是羅馬市民獲得榮譽的途徑，要是能將這三項專長集於一身，更能出人頭地。學識淵博的法務官，在草擬諭令和詔書時，就能充分表達個人的理想和情操；監察官或執政官的意見更能獲得眾人的尊敬；解釋法律時所產生的疑點要待法學家一言而決，出眾的德行能讓他獲得光榮的勝利。神秘的簾幕長久以來保障貴族玩弄司法的權術，要等到更為文明的時代，法律體系才能夠建立自由調查的原則。在廣場的辯論可以闡明更為微妙和複雜的案情，規則、公理和慣例 可以真正成為理性的指示，法律專家的同意與法庭的運作建立起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這些闡釋者既不制定也不執行共和國的法律，就是法官有時也不理會斯卡埃沃拉家族的權威，何況那些高明的律師用過人的口才或狡猾的詭辯，經常推翻他們在法律方面的論點。奧古斯都和提比略最早運用民法學家的專門知識，把這作為發揮作用的工具。有了這些專家學者的大力效勞，才能使古老的體系符合專制的精神和立場。確保這門學問的崇高地位，成為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於是君王把提出合法和有效意見的特權，限於具有元老院議員或騎士身份的賢明之士，這些人在事先都經過君王的判斷和認可。這種對司法的壟斷盛行一時，直到哈德良在位才恢複原有的方式，每個市民只要自認有能力和學識，都可從事法律這門行業。法務官的自由裁量權現在反而被教師的經驗操控，法官樂於聽從法條的本文以及對它的闡釋。最重要的改革是附加條款的運用，這是民法學家的建議，經過奧古斯都的批准。
要是民法學家的意見能夠達成一致，那麼最專制的命令也只能要求法官與他們的意見保持一致。不過真正的制度通常基於習慣和傳統，法律和語言不僅含混而且武斷，在理性無法發聲的情況下，對爭執的熱愛會被對對手的嫉妒、自大的老師以及他們那盲目追隨的門徒激發。羅馬法一度產生兩個出名的派系，分別是薩比努斯派和普洛庫利烏斯派。阿提烏斯·卡庇托和安提斯提烏斯·拉貝奧這兩位法學界的哲人，可以拿來裝飾奧古斯都時代的和平：前者受到君主的重用而顯赫一時；後者藐視高官厚爵更是名重士林，雖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他的反對並沒有讓羅馬的暴君受到傷害。他們的個人風格和處事原則大相徑庭，因而影響到各自對法律的研究。拉貝奧對於古老共和國的形式非常執著，而他的對手則信奉正在發展的君主政體那有利可圖的本質。廷臣的性格必須溫馴而且謙遜，卡庇托很少敢於偏離先輩的意見和看法，甚至就是說話的語氣都很注意；拉貝奧這個大膽的共和主義分子毫不畏懼矛盾或革新，追求獨立自主的觀念。不過，拉貝奧局限於他那嚴苛的結論，認為一切要依據條文的字義；他那待人寬厚的對手，認為要運用人類的常識和感情，擴大公平正直的範圍，來解決同樣的問題。要是用公正的以物易物方式取代支付金錢，卡庇托仍舊將這種交易視為合法的出售。 他參考自然界以決定人類的青春期，認為不必嚴格限定在12或14歲。 卡庇托和拉貝奧所設立的學校，從奧古斯都到哈德良這100多年中 ，始終保持成見已深的競爭，創辦人用著書立說來傳播相互對立的觀點和看法。
兩個派系的取名是來自誨人不倦的教師薩比努斯和普洛庫利烏斯，也有人將這兩派稱為卡修斯派和珀伽索斯派。但是說來也奇怪，大眾更喜歡珀伽索斯 ，他是圖密善的奴隸，生性怯懦；這時愷撒的寵臣以卡修斯為代表，他名聲顯赫，祖先就是暗殺愷撒大帝的愛國者卡修斯。編纂《永久成規》時，派系之間的爭論已大致塵埃落定。對於這部極為重要的著作的編者，哈德良皇帝選定的人選是薩比努斯派的首腦，身為君主政體的友人在各方面都佔上風，但薩爾維烏斯·朱利安逐漸融合勝利者和失敗者的見解自成一派。就如同當代的哲學家，安東尼時代的律師拒絕承認國君的權威，從各種不同的體制中採用最適合的原理和學說。 但如果他們的選擇較為一致，他們的作品也不會如此載籍浩瀚。相互抵觸的證詞不僅繁多而且各有分量，法官要想憑良心做事也會受到困擾，每個案件的判決可能不是出於情感作用就是出於利害關係，但都有德高望重的人物認可。狄奧多西二世發布寬容的詔書，免得花費精力去比較或衡量這些爭執。他指派蓋烏斯、帕皮尼安、保羅、烏爾比安和莫德斯提努斯五位法學家，全盤整理羅馬的法律體系，按照多數表決的方式進行審查，要是意見難分軒輊，則由智慧超人的帕皮尼安做出最後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