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在整個國家被貶為行省後，還認為羅馬人的勝利並非來自才能，而是共和國的運道。任性而為的女神盲目派發和施捨恩惠，現在情願（這是當時的奉承用語）收起雙翼，從地球頂端飛下來，把不朽的皇座安置在台伯河畔。 一位智慧甚高的希臘人 以哲學家的精神，寫出他那時代的歷史巨著，向國人揭示羅馬的偉大在於有深厚基礎，讓國人勿再存有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之感。
羅馬市民彼此間的忠誠，來自教育習性和宗教傳統，對國家亦復如是。榮譽與德操是共和國的立國宗旨，有雄心壯志的市民都竭盡全力，以求得到舉行一次凱旋式的殊榮。羅馬青年看到家中懸掛的祖先畫像 ，油然而生奮發圖強之心，要與同儕比個高下。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鬥爭已趨向溫和，最後終於建立堅定而能保持平衡的制度，能把人民會議的自由權利、元老院的權勢和智慧，以及有帝王身份的官員所具有的執行權力全部結合起來。每當執政官展示出共和國的旗幟，每個市民都受到誓言的約束，要拔出刀劍為國家效命，一直到完成10年兵役的神聖職責。運用此一立意完善的制度，可以把新生一代的自由人和士兵源源不絕送上戰場。同時數量龐大的軍隊還會得到義大利諸多城邦的增援，這些盟友不僅黷武好戰，而且人口眾多。他們過去與羅馬人為敵，在經過英勇抵抗後終於屈服，最後結成齊心合力的同盟。那位見識恢宏的歷史學家，激起小西庇阿追求立德立功的雄心，也曾親眼目睹迦太基的毀滅。 在他的著作中精確描述羅馬的軍事制度，諸如徵兵、武器、訓練、指揮、行軍、紮營；指出所向無敵的羅馬軍團，較之腓力和亞歷山大的馬其頓方陣，還要更勝一籌。波利比阿斯根據平時與戰時的制度，推斷出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成就，在於無視恐懼和棄絕安逸。極具野心的征服計畫，雖然會因敵人及時的籌謀而遭受挫敗，但一定要嘗試才有可能獲得成功。毫無正義可言的摧毀行動，獲得以謹慎和勇氣為重的政治德行的支持。共和國的軍隊有時在會戰中被敵人擊敗，但是最後還是能獲得戰爭的勝利。他們以矯健的步伐向著幼發拉底河、多瑙河、萊茵河和大西洋進軍，那些用來代表各民族和國王的金像、銀像和銅像，一個個都被羅馬王國的鐵拳擊得粉碎。
一個城市的興起最後竟然擴張成為一個帝國，這樣奇特的現象，值得哲學家進行深入思考。但羅馬的衰亡是偉大到達巔峰狀況後，非常自然而且無法避免的結果。繁榮使腐敗的條件趨向成熟，毀滅的因素隨著征戰的擴張而倍增。一旦時機到來，或是意外事件的發生移去人為的支撐，龐大無比的機構無法承受本身重量的壓力而倒塌。這種毀敗的過程非常簡單而明顯，讓我們感到奇怪的並非羅馬帝國為何會滅亡，而是帝國怎麼能維持這樣長久。百戰百勝的羅馬軍團進行遙遠的戰爭，沾染異國和傭兵的惡習，先是壓制共和國的自由權利，接著侵犯皇帝的統治權威。皇帝為維護個人的安全和公眾的和平而擔驚受怕，但卻束手無策，只有採用低劣的權宜之計，放鬆對軍紀的要求，結果使他們把君王當成敵人一樣予取予求。軍事政府的組織鬆散，缺乏進取心，最後為君士坦丁帶有私心的制度所摧殘，從此羅馬世界為蠻族的洪流所淹沒。
經常有人提到羅馬的衰亡應歸之於帝國中樞移動所在的位置，但本書表明的觀點是政府的權力是分割而非轉移。東部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帝座，這時西部仍舊有皇帝定都在義大利，聲稱自己對軍團和行省享有同等的繼承權利。雙重統治所造成的危險情勢，不僅損傷帝國實力，也醞釀對立的惡行，增加一項可供壓迫和專制體系運用的工具。在狄奧多西墮落的繼承人之間產生的競爭，不是誰的才能和功勛更出眾，而是誰更奢華和頹廢地生活。一個愛好自由的民族在遭遇極大的災禍時，會團結一心，但對衰亡的王國而言，只會加速內部傾軋。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的寵臣相互仇視，把國家出賣給共同的敵人。拜占庭宮廷漠不關心甚至難掩喜悅之情地看待羅馬的羞辱、義大利的災難和西部的淪陷。在後續幾代的統治中，兩個帝國恢複聯盟關係，但東部的羅馬人在給予援助時，一直保持拖延、遲疑和應付的心態。希臘和拉丁兩個民族的分裂，因為永遠存在著語言、習俗、利益和宗教的差異，最後變得水火不容。但若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這種事態也產生有利的結果，證明君士坦丁的判斷非常正確，在長時間的衰敗過程中，固若金湯的城池多次擊退蠻族的大軍，保護亞細亞的財富。不論平時還是戰時，他們都能控制住連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重要海峽。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應該說有助於東部的存續，而非導致西部滅亡。
宗教的終極目標是追求來生的幸福，但要是聽到有人提到基督教的引入和泛濫，對羅馬帝國的衰亡產生若干影響，也不必表示驚訝和氣憤。教士不斷宣講忍耐和退讓的教義，奮發圖強的社會美德就會受到阻撓，連最後一點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公家和私人財富中很大一部分，被奉獻給慈善事業和宗教活動，而且這種需索永無止境。士兵的薪餉浪費在成群無用的男女身上，他們把齋戒和禁慾看成唯一可供讚揚的長處。信仰、熱誠、求知及世俗才有的怨毒情緒和爭權野心，燃起神學爭論的火焰。教會甚至國家都陷入宗教的派系傾軋之中，這種鬥爭極其慘烈且永遠無法和解。皇帝的注意力從軍營轉到宗教會議，羅馬世界遭到另一種嶄新形式的暴政壓榨，受盡迫害的教派成為國家躲在暗處的敵人，然而朋黨的精神無論多麼有害和荒謬，卻成為團結或分裂的基本原則。來自各地教會的1800名主教，向一位有正教信仰的合法君主反覆灌輸絕對服從的理念。他們經常舉行會議，不斷通信，使相距遙遠的教會保持密切聯繫。正統教會在屬靈層次的聯盟，可以強化福音書的博愛精神，當然在某些方面也會加以制約。僧侶保持無所作為的神聖性質，在一個奴性十足和牝雞司晨的時代倒是大受歡迎。但要是迷信不能提供一條安全的退路，產生的種種敗德惡行會誘使一無是處的羅馬人，在更卑鄙的動機驅使下拋棄共和國的旗幟。宗教的訓示只要能滿足或肯定信徒的自然意向，信徒就會心甘情願地服從。基督教純正的真正的影響力，可以從它對北部的蠻族入教者產生的有益作用中去尋找。當然，其中還是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果說君士坦丁的改信基督教加速了羅馬帝國的衰亡，那麼勝利的宗教卻減輕了顛覆帶來的衝擊，緩和了征服者殘暴的心性。
如此重大的變革對現在這個時代可以產生教誨的作用。愛國人士的職責完全是為了增進本國的利益和榮譽，但一個哲學家應該有更高瞻遠矚的眼光，把其居民已到達同樣教養和文化水平的歐洲視為一個大共和國。權力的均衡仍會發生上下的波動，我們自身和鄰近王國的繁榮會交替起伏，但局部的事態對整體的幸福狀況不會造成危害，也不會損及歐洲人及其殖民地那些明顯有異於其他人類的藝術、法律和習俗體系。地球上的野蠻民族是文明社會的共同敵人。我們可能會帶著極為關切的好奇心去探索，想要知道歐洲是否處於這些災難的威脅之下，這些災難在過去曾一再破壞羅馬的軍備和制度。或許同樣的反思會向我們說明那個強大帝國的崩潰，並使我們了解到可能確保我們安全的下列因素。
其一，羅馬人不知道所面臨的危險到何種程度，也不清楚有哪些敵人。越過萊茵河和多瑙河，在歐洲和亞洲的北部地區，充滿無數狩獵和游牧的民族，他們貧窮、貪婪且暴亂，兇狠好鬥，急切地渴望掠奪別人勞動的成果。蠻族世界很快受到戰爭衝動的刺激，遙遠的中國發生的變革會動搖高盧和義大利的和平，匈奴人從獲勝敵人面前逃走，轉向西方進軍。這股洶湧的洪流因俘虜和同盟的增加而聲勢日益浩大，那些被匈奴人擊敗後逃跑的部落，反而被激起了戰鬥的精神。無數蠻族隊伍用逐漸累積的力量壓向羅馬帝國，要是位於前列的戰士遭到消滅，留下的空位立刻有新來的攻擊者補充，勢不可當的民族大遷移已不再僅僅來自北方。
當下長期的安寧一直被歸因於人口的增加，但實際上這是工藝和農業進步的必然結果。日耳曼不再是一些散布在森林和沼澤之中的簡陋村落，現在已經可以提供一份名單，上面列著2300個有城牆的市鎮。丹麥、瑞典和波蘭先後建立基督教王國，漢薩同盟的商人和條頓的騎士，沿著波羅的海海岸把殖民地一直推展到芬蘭灣。俄羅斯從芬蘭灣到東部海洋現在已經形成實力強大和文明進步的帝國，農業、手工業和製造業被引進到伏爾加河、鄂畢河和勒拿河的兩岸地區，連最兇狠的韃靼游牧民族都受到教訓，只有降服歸順。獨立的蠻族統治被限制在極為狹窄的範圍之內，卡爾梅克人或稱烏茲別克人的殘部為數有限，組成的軍隊對歐洲大共和國已不能構成威脅。 然而表面上的安全不能讓我們忘記，新來的敵人和意料之外的危險，仍有可能在名不見經傳的民族中出現，甚至所在的位置從世界地圖上都無法找到。阿拉伯人或稱薩拉森人征服的地區從印度一直延伸到西班牙，過去一直在貧困和卑賤中過著悲慘的生活，是穆罕默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