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我在《文學報》上看到一篇關於「胡風丟錢、巴金資助」的短文，這是根據胡風同志過去在獄中寫的回憶材料寫成的。幾年前梅志同志給我看那篇材料時，我在材料上加了一條說明事實的注。胡風逝世已經半年，可是我的腦子裡還保留著那個生龍活虎的文藝戰士的形象。關於胡風，我一直想寫點什麼，已經有好幾年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來，總感覺到透不過氣。但拿起筆我又不知道話從哪裡說起。於是我想到了五十年前發生的那件事情，那麼就從那裡開頭，先給我那條簡短的注作一點補充吧。
那天我們都在萬國公墓參加魯迅先生的葬禮，墓穴周圍有一個人圈，我立在胡風的對面，他的舉動我看得很清楚。在葬禮進行的中間，我看見有人向胡風要錢，他掏出來一包鈔票，然後又放回衣袋裡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點替他擔心，但又無法過去提醒他。後來儀式完畢，覆蓋著「民族魂」旗幟的靈柩在墓穴中消失，群眾像潮水似的散去。我再看見胡風，他著急地在陰暗中尋找什麼東西，他那包鈔票果然給人扒去了。他並沒有向我提借錢的話。我知道情況以後就對當時也在場的吳朗西說：「胡風替公家辦事丟了錢，大家應當支持他。」吳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錢給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預支的稿費。
我說「公家」因為當時我們都為魯迅先生喪禮工作，胡風是由蔡元培、宋慶齡等十三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我和靳以、黃源、蕭軍、黎烈文都是「治喪辦事處」的人，像這樣的「臨時辦事人員」大約有二十八九個，不過分工不同。我同靳以、黃源、蕭軍幾個人十月十九日跟著魯迅先生遺體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先生靈柩給送到萬國公墓下葬，一連三天都在殯儀館料理各樣事情，早去晚歸，見事就做。胡風是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因此他是我們的領導，治喪委員會有什麼決定和安排，也都由他傳達。不過那個時候我們並不十分聽領導的話，我們都是為了向魯迅先生表示敬意主動地到這裡來工作的，並無什麼組織關係。我們各有各的想法，對有些安排多少有點意見，可是我們又見不到治喪會的其他成員，只好向胡風發些牢騷。我們也瞭解胡風的處境，他一方面要貫徹治喪會的決定，一方面又要說服我們這些「臨時辦事人員」。其實，我們這些人也沒有多少意見，好像關於下面兩件事我們講過話：一是治喪費，二是送葬行列的秩序。詳細內容我已經記不起了，因為後來我們弄清楚了就沒有話講了。不過第二件事，我還有一點印象：當時柩車經過的路線在「公共租界」區域內，兩邊有騎馬的印度巡捕和徒步的巡捕，全都掛著槍。柩車到了虹橋路，巡邏的便是穿黑制服打白裹腿的中國警察，他們的步槍也全裝上了刺刀，形勢有些緊張，我們怕有人搗亂，引起糾紛，主張在呼口號散發傳單方面要多加註意，胡風並不反對這個意見。我記得二十二日柩車出發前，他在廊上同什麼人講話，我走過他跟前，他還對我說要注意維持秩序，不要讓人亂髮傳單。這句話被鬍子嬰聽見了，可能她當時在場，後來在總結會上她向胡風提了意見，說是不相信群眾。總結會是治喪會在八仙橋青年會裡召開的，人到得不少，也輪不到我講話，胡風也沒有替自己辯護，反正先生的葬儀已經莊嚴地、平平安安地結束了。通過這一次的「共事」，他給我留下這樣一個印象，任勞任怨，顧大局。
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我認識胡風大約在這一年或者前一年年底，有一天下午我到環龍路（即南昌路）去找黃源，他不在家，胡風也去看他，我們在門口遇見了，就交談起來。胡風約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們坐了一陣，談話內容我記不起來了，無非講一些文藝界的情況，並沒有談文藝理論、文學評論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從未注意這些問題。說實話連胡風的文章我也讀得不多，似乎就只讀過他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作家論，此外一九三二年他用「谷非」的筆名寫過文章評論《現代》月刊上的幾篇小說，也談到我的中篇《海的夢》，我發表過答辯文章，但也只是說明我並非他所說的「第三種人」，我有自己的見解而已。我對他並無反感，他在一九二五年就給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的同學，我比他高兩班，但我們在同一個課堂裡聽過一位老師講世界史。在學校裡他是一個活動分子，在校刊上發表過文章，有點名氣，所以我記得他叫張光人。但是我們之間並無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一九二五年我畢業離校前，在上海發生了五卅事件，我參加了當時南京學生的救國運動。不過我不是活躍分子，我就只有在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中寫的那麼一點點經驗。胡風卻是一個積極分子，他參加了「國民外交後援會」（？）的工作，我在小說十一章裡寫的方國亮就是他。雖然寫得很簡單，但是我今天重讀下面一段話：「方國亮痛哭流涕地報告這幾天的工作情況，他竟激動到在講壇上亂跳，他嘶聲地訴說他們如何每天只睡兩三小時，辛苦地辦事，然而一般人卻漸漸消沉起來……方國亮的一番話也有一點效果，散會後又有許多學生自願聚集起來，乘小火車向下關出發……」彷彿還看見他在講台上慷慨激昂地講話。他的相貌改變不大。我沒有告訴他那天我也是聽了他的講話以後坐小火車到下關和記工廠去的。不久我畢了業離開南京。後來聽人說張光人去了日本，我好像還讀過他的文章。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從日本回來後，因為譯文叢書，因為黃源，因為魯迅先生（我們都把先生當做老師），我和胡風漸漸地熟起來了，我相當尊重他，可是我仍然很少讀他寫的那些評論文章，不僅是他寫的，別人發表的我也不讀，即使勉強讀了也記不牢，讀到後面就忘記前面。我一直是這樣想：我寫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講我自己的話，不用管別人說些什麼。當時他同周揚同志正在進行筆戰，關於典型論，關於國防文學，關於其他。我不認識周揚，兩方面的文章我都沒有讀過，不單是我，其他不搞理論的朋友也是這樣。我們只讀過魯迅先生答覆徐懋庸的文章，我們聽先生的話，先生贊成什麼口號，我們也贊成，不過我寫文章從來不去管口號不口號。沒有口號，我照樣寫小說。
胡風常去魯迅先生家，黃源和黎烈文也常去。烈文是魯迅先生的朋友，談起先生關心胡風，覺得他有時太熱情，又容易激動。胡風處境有些困難，他很認真地在辦《海燕》，這是一份不定期的文藝刊物，剛出版了兩三期，記得魯迅先生的《出關》就發表在這上面，受到讀者的重視。那個時候在上海刊行的文藝刊物不算太少，除生活書店的《文學》、《光明》、《譯文》外，還有盂十還編的《作家》、靳以編的《文季月刊》、黎烈文編的半月刊《中流》。黃源編的《譯文》停刊幾個月之後又改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此外還有別的。刊物的銷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團結一些作家，各人喜歡為自己熟悉的雜誌寫稿。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雜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敬愛魯迅先生。大家主動地團結在先生的周圍，不願意辜負先生對我們的關心。
烈文和我搞過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宣言，表示我們抗日救亡的主張。由烈文帶到魯迅先生家請先生定稿、簽名，然後抄了幾份交給熟人找人簽名，來得及就在自己的和熟人的刊物上作為補白刊登出來。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參加當時的文藝家協會，先生又在病中，也不曾表示態度，所以我們請先生領銜發表這樣一個聲明。事前事後都沒有開過會討論，也不曾找胡風商量。胡風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簽了名送來。發表這宣言的刊物並不多，不過《作家》、《譯文》、《文季月刊》等五六種。過三個多月魯迅先生病逝，再過兩個月，到這年年底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次查封了十三種刊物，《作家》和《文季月刊》都在內，不講理由，只下命令。
從我認識胡風到「三批材料」發表的時候大約有二十年吧。二十年中間我們見過不少次，也談過不少話。反胡風運動期間我仔細回想過從前的事情，很奇怪，我們很少談到文藝問題。我很少讀他的文章，他也很少讀我的作品。其實在我這也是常事，我極少同什麼人正經地談過文藝，對文學我不曾作過任何研究，也沒有獨特的見解。所以我至今還認為自己並不是文學家。我寫文章只是說自己想說的話；我編輯叢書只是把可讀的書介紹給讀者。我生活在這個社會，應當為它服務，我照我的想法為它工作，從來不管理論家講了些什麼，正因為這樣我才有時間寫出幾百萬字的作品，編印那許多叢書。但是我得承認我做工作不像胡風那樣嚴肅、認真。我也沒有能力把許多有才華的作家、詩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我欽佩他，不過我並不想向他學習。除了寫書，我更喜歡譯書，至於編書，只是因為別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風，他把培養人材當做自己的責任。他自己說是「愛才」，我看他更喜歡接近主張和趣味相同的人。不過這也是尋常的事。但連他也沒有想到建國後會有反胡風運動，他那「一片愛才之心」倒成為「反革命」的罪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