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天熱，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籐椅上苦思，腦子不肯休息，我卻奈何不得。
「文革」發動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了。這是我後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記不了，不能不讓它在腦子裡轉來轉去，因此這些天我滿腦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時候我回憶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彷彿重溫舊夢，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鐘。舊夢也罷，警鐘也罷，總有一點隔岸觀火的感覺。不像刑場陪綁，渾身戰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一片黑暗，好像我在地獄裡服刑。我奇怪當時我喝了什麼樣的迷魂湯，會舉起雙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認罪，讓人奪去我做人的權利。
我不是在講夢話，一九六六年我的確做過這樣的事情。迷魂湯在我身上起過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還想再一次把我引入夢境，但是用慣了的魔法已經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說：「我要睜大兩隻眼睛，看你怎樣捲土重來。」結果過去的還不是終於過去！我才懂得維護自己權利的人不會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為世界上並沒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這樣：十歲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聽見人講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後要經過十座閻王殿，受拷問，受苦刑，我嚇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別人還拿各種傳說和各樣圖畫來嚇唬我。那些時候我整天戰戰兢兢，抬不起頭，的確感到「沒勁」。後來不知道怎樣，我漸漸地看出來那些拿鬼故事嚇唬我的人自己並不信鬼，我的信仰也逐漸消失，終於完全消失。到十五歲的時候便可以說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說也奇怪，從此連鬼影也看不見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舊事，我不能不產生一個疑問：「要是那個時候我沒有喝迷魂湯又怎麼樣？」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過迷魂湯，我們可以免掉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倘使只有少數幾個人清醒，我可能像葉以群、老舍、傅雷那樣走向悲劇的死亡。在「文革」受難者中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在這次所謂「革命」中最先為他們所愛的社會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讓子孫後代懂得怎樣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再回顧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協會分會召開的批判大會。這年六月初我因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等地待了兩個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賓，然後回機關參加「運動」。
我在作協分會一向只是掛名，從不上班辦公，這次運動稱為「大革命」，來勢很猛，看形勢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因為全國作家大半靠邊，亞非客人在西湖活動三天，卻不見一位當地作家出來接待，幾位北京來的熟人在上海機場告別時都暗示不知什麼時候再見，連曹禺也是這樣。我看見他們上了飛機，忽然感到十分孤獨，我知道自己無路可走了，內心非常空虛。
解放後雖然學習不斷，運動不停，然而參加「文革」這樣的「運動」我一點經驗也沒有。回到機關我才知道給編在創作組裡學習。機關的「運動」由上面指定的幾人小組領導。創作組組長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點名氣，以前看見我還客客氣氣地打招呼，現在見面幾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覺到他要同我「劃清界限」了，心裡更加害怕，可以說是已經自己解除了武裝。我們開會的大廳裡掛滿了大字報，每一張都是殺氣騰騰，絕大多數是針對葉以群、孔羅蓀兩人的，好像全是判決書。也有幾張批判我的大字報，講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措辭很厲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進大廳，就彷彿進了閻王殿一樣。
參加學習後我每天都去機關開會，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後來要按時上班，再後便是全天學習，最後就是隔離審查，由人變「牛」。這是我回機關報到時萬萬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組學習，十日下午便在機關參加批判以群的大會，發言人沒頭沒腦地大罵一通，說以群「自絕於人民」，聽口氣好像以群已經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還瞥見他坐在這個大廳裡埋著頭記筆記。總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會的幾個頭頭也不向群眾作任何解釋，反正大家都順從地舉手表示擁護，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廳裡什麼也不敢想，只是跟著人們舉手，跟著人們連聲高呼「打倒葉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讓人們看出我的緊張，不要讓人們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會連小會開了將近三個半小時，會後出來，一個熟人小聲對我說：「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講出去。」我打了一個冷噤。她是專業作家，又是黨員，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實情況。
晚上我睡前在日記裡寫了這樣一段話：「一點半同蕭珊雇三輪車去作協。兩點在大廳開全體大會批判葉以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四點後休息。分小組開會，對葉以群最後的叛黨行為，一致表示極大憤慨。五點半散會。」我動著筆，不加思考，也毫不遲疑，更沒有設身處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處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過關。一個月後一天上午我剛剛上班給造反派押著從機關回家，看他們「執行革命行動」。他們搜查了幾個小時，帶走了幾口袋的東西，其中就有這幾年的日記。日記在機關裡放了將近十一年，不知道什麼人在上面畫了些紅槓槓，但它們終於回到我手邊來了。都是我親筆寫的字。
為了找尋關於以群死亡的記錄，我一頁一頁地翻看，越看越覺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為什麼呢？我不用自己腦筋思考，只是跟著人舉手放手，為了保存自己，哪管犧牲朋友？起先打倒別人，後來打倒自己。所以就在這個大廳裡不到兩個月後，我也跟著人高呼「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實可恥！甚至在我甘心徹底否定自己的時候，我也有兩三次自問過：我們的文化傳統到哪裡去了？我們究竟有沒有友情？我們究竟要不要真實？為什麼人們不先弄清是非，然後出來表態？不用說我不會得到答覆。今天我也常問：為什麼那些年冤假錯案會那樣多？同樣也沒有人給我回答。但是我的腦子比較清醒了。
「文革」期間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個，據說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樓自殺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還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樓的詳情。我主持了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會，宣讀了悼詞，我只知道他是讓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實的具體情況，就是說應當由什麼人負責，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許我永遠不會明白了，因為大家都習慣於「別人說了算」，也從不要求知道真實。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後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註】卻是在他自殺後的一段長時期，知道傅雷的絕筆則是在他辭世後的若干年了，通過十幾年後的「傅雷家書墨跡展」我才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靈，找到了真正的我們的文化傳統。「士可殺，不可辱！」今天讀傅雷的遺書我還感到一股顯示出人的尊嚴的正氣。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詞稱讚我的一些朋友，它們差不多成了我的口頭禪，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們放射出一種獨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識分子何止千萬，他們樹立了一個批判活命哲學的榜樣。我記得在反右時期我還寫過文章批駁「不可辱論」，我贊成打掉知識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寫這種文章其實也是為了活命。當時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顧全面子，那麼在生死關頭，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天保佑！我還沒有遇到這樣的機會，亡友們又接連不斷地給我敲響了警鐘。
【註】「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作家開高健發表了小說《玉碎》。
以群死了，對羅蓀的批判照常進行，機關的革命派動員我寫揭發羅蓀的材料，創作組的頭頭也要我寫揭發孔和別人的大字報。我不會編造，只能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滿意。壓力越來越大，攻擊我的大字報漸漸地多了起來。作家中王西彥是最先給「拋」出來的。他自己後來說：「我一覺醒來，才知道已經給市長點了名成了反革命。」吳強和魏金枝先後被趕出創作組，師陀接著也靠了邊。我還在掙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機關，創作組只到了柯靈、白危和我三個，有人告訴我們，別人都有事，要我們到資料室找個地方自學。以後我們三個人，就脫離了創作組在資料室二樓自學。說是自學也無非寫點交代、檢查。
形勢越來越緊，我也看得出來對我的包圍圈越來越縮小，但是我還在安慰自己：組織上對待我跟對待師陀他們還是有區別的。他們學習的地方在食堂，每天還做點輕微的勞動。但是過了幾天柯靈就給電影廠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還在資料室學習。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來通知我說我態度不老實，革命群眾要對我採取行動，於是開始了第一次的抄家。這次抄家從上午抄到下午，連吃中飯的時間在內，大約有六七個小時（來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們家吃飯，飯菜由裡委會送來）。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