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丁玲同志一樣，我的第一本小說也是由葉聖陶老人介紹給讀者的，不過晚幾個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我從法國回到上海，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在開明書店出版，受到人們的注意。我並不認識葉聖老，也不曾跟他通過信，我後來托索非把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轉給《小說月報》時，他早已不代編《月報》了。我還在《月報》上發表過幾個短篇。葉聖老在一九三一年也曾向索非要過我的稿子，是為了他主編的《婦女雜誌》組稿（好像他擔任這個職務並不久）。我寫了《亞麗安娜》交給索非轉過去。那是一個波蘭革命姑娘的真實故事。小說很快就刊了出來。其實說快，也是在幾個月之後，當時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幾種雜誌都脫期，而且總是落後幾個月。但它們都是名牌刊物，獨家經營，沒有競爭對手，不愁賣不出去，因此脫期成了家常便飯。我只記得我拿到發表《亞麗安娜》的那期刊物時，葉聖老已經離開《婦女雜誌》，或者甚至離開了商務印書館。我以後也就不曾再給《婦女雜誌》寫稿，因為新的主編思想右傾。那個時候情形複雜，但又有趣，人們並不隨便把別人劃成「右派」，也不需要請人給自己戴上帽子。不過進步與落後的劃分卻是十分明顯、非常自然。即使你有錢有勢，讀者也不會跟著你跑。商務印書館那些雜誌經常變換它們的主編，官方施加壓力，刊物便朝右擺。過了一段時間刊物又逐漸恢復本來面目，因為它們不願被讀者拋棄。但是第二年初「一．二八」上海事變發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給日軍炮火轟毀，這以後除了《東方雜誌》不久復刊外，其他的刊物都自動停刊。《東方雜誌》由胡愈之繼續編了一個時期，我的中篇小說《新生》的初稿，一九三二年同《小說月報》編輯部一起燒成灰燼，我重寫了它，一九三三年《東方雜誌》連載了《新生》的第二稿，徐調孚兄為它花費了不少的心血。《小說月報》停刊後，調孚兄去開明書店工作，業餘為《東方雜誌》編輯文藝欄，每期發表兩三篇作品。《東方雜誌》月出兩冊，辦得很精采，思想進步，受讀者歡迎。但是不說也想得到，從上面來了壓力，南京講話了。然後愈之離開，換上汪精衛派的李聖五，他把雜誌抓在手裡，一直到抗戰爆發，雜誌停刊，他跟著主子走上了絕路。
葉聖老離開商務後到開明書店編《中學生》月刊，我原是這雜誌的撰稿人，也繼續為它寫稿。但我很少有機會見到葉聖老。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時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將近一年，以後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為了遊山玩水，只是去尋求友誼。我認識了不少的朋友，為這些朋友我寫了更多的文章。直接向我組稿的人多起來了。我無法隱姓埋名，只好用文章應酬朋友，於是我成了所謂「多產」的作家，在各種各樣的刊物上都出現了我的名字。我在一篇題作《靈魂的呼號》的序文中訴苦說：「拿文章來應酬，到後來就是拿名字來應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後來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過我又說：「我的文章是寫給多數人讀的。我永遠說自己想說的話。……」記得就是在這個時期葉聖老和調孚兄托索非帶口信來，勸我慎重發表文章，我沒有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可是我感謝他們的關心。特別是對葉聖老，我漸漸地領會到他把我送進文壇後，雖然很少跟我接觸，很少同我交談，卻一直在暗中注視著我。
我常常這樣想，也彷彿常常看見那張正直、善良的臉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責備我，他是在鼓勵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會恢復勇氣，在正路上繼續前進。我指的不僅是寫作的道路，還有做人的道路。這樣的朋友我不止有一位，但葉聖老還是我的老師。這樣的老師我也有不止一位，而葉聖老還是我的頭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我還說過他是我的一生的責任編輯，我的意思是——寫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內。當然我的一切應當由我自己負責，但是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總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師，特別是我的「責任編輯」，那就是葉聖老，因為他們關心我，我不願使他們失望，我不能辜負他們對我的信任，我今天還是這樣想，還是這樣做，還是這樣地回憶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現在簡單地講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葉聖老他們從香港到了北方，當時那邊有人傳說我去了台灣，他很著急，寫信向黃裳打聽，黃裳讓我看了他的來信。幾個月後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緊緊握著他的手，我們談得很高興。
第二件：「文革」期間葉聖老得到解放之後，到上海來要求見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就是我，他仍然為我的安全擔心。據說徐景賢說我是「反革命」不給見，好像豐子愷先生也不能出來，他就只見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經雙目失明，癱瘓在床，給折磨成那個樣子！旁邊還有人監視；即使是老朋友見面又能談些什麼呢？看到一位進步知識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場，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慘痛遭遇，而自己毫無辦法，他的心情我很瞭解，他後來不曾對我講過什麼，他把一切都咽在肚裡了。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個事實：他要看望的人還活著。聽說那次和他同來的人中還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幫」下台了。長期給關在活葬墓中的我終於看到了一線光明，一線希望。我叫起來，我想用我的聲音撞破四周的岑寂。於是從朋友們那裡來了鼓勵，來了安慰；從四面八方伸過來援助的手。愈之寄信說：「今天從《文匯報》讀到你的一封信，喜躍欲狂。儘管受到『四人幫』十多年的迫害，從你的文字看來，你還是那樣的清新剛健，你老友感到無比的快慰。先寫這封信表示衷誠的祝賀。中國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這不該祝賀嗎？」葉聖老不但幾次來信，而且還寫了一首詩贈給我，他這樣說：「誦君文，莫計篇，交不淺，五十年。平時未必常晤敘，十載契闊心悵然。今春《文匯》刊書翰，識與不識眾口傳。揮灑雄健猶往昔，蜂蠆於君何有焉。杜雲古稀今曰壯，佇看新作湧如泉。」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這樣的友情！這樣的信任！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應當高興：我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老師，這樣的責任編輯！愈之也是我的責任編輯，一九三一年他幾次到閘北寶山路我的住處來約稿，除了中篇小說《霧》以外，他還要我在第二年的《東方雜誌》上發表連載文章。我只寫好一篇《楊嫂》，「一．二八」事變就使我改變了寫作計劃。愈之的確是我的老友，世界語運動把我們連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後，一直到今天，因為他還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沒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幾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來！這些年我和他接觸不多，不過在我患病摔傷之前，我們常有機會見面。他對世界語的熱情和對世界語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使我感到慚愧。作為一位九十高齡的老人他離開這個世界，不會有什麼遺憾。我雖然失去一位長期關心我的老師和諍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聲音永遠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邊：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講空話，要幹實事。這是他給我照亮的路，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紙筆，或者用行為，不管是寫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樣一條道路。路上有風有雨，有泥有石，黑夜來臨，又得點燈照路。有時腳步乏力還要求人拉我一把。出書，我需要責任編輯；生活，我也同樣需要責任編輯。有了他們，我可以放心前進，不怕失腳摔倒。
愈之走了。葉老還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醫院探望，閒談間他笑得那樣高興。今天我彷彿還聽見他的笑聲。分別十幾個月，我寫字困難，心想他寫字也一定困難，就不曾去信問候他。但是我對他的思念並未中斷，我祝願他健康長壽，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長壽。
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