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國內出版界為了紀念開明書店創建六十週年，召開座談會，編印紀念文集，有幾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我患病在家，不能到會祝賀，想寫文章，思想不集中，揮毫又無力，只好把一切推給渺茫的未來。現在我已經不為任何應景文章發愁了，我說過：「靠藥物延續的生命，應該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費。」但怎樣照自己的想法好好地利用時間呢？我不斷思考，卻還不曾找到一個答案。
我始終相信未來，即使未來像是十分短暫，而且不容易讓人抓住，即使未來好像一片有顏色、有氣味的濃霧，我也要迎著它走過去，我不怕，穿過大霧，前面一定有光明。《我與開明》雖然是別人出的題目，但「回顧過去」卻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清早，我拄著手杖在廊下散步，邊走邊想。散步是我多年的習慣，不過現在走不到兩圈，就感到十分吃力，彷彿水泥地在腳下搖晃，身子也立不穩。我只好坐在廊上休息。望著尚未發綠的草地上的陽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顧。《我與開明》這個題目把未來同過去連接在一起了。這一段長時間裡，我不曾在紙上落筆，我的思想卻像一輛小車繞著過去的幾十年轉來轉去，現在的確是應該寫總結的時候了。
可以說，我的文學生活是從開明書店開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說就在開明出版，第二本也由開明刊行。第二本小說的原稿曾經被《小說月報》退回，他們退得對，我自己也沒有信心將原稿再送出去，後來……過了一個時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較大的改動，送到開明書店，沒有想到很快就在那裡印了出來。這小說便是《死去的太陽》，它是一部失敗的作品。所以在談到開明時我想這樣說：開明很少向我組稿，但從第一本小說起，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開明去，他們都會給我出版。我與他們並無特殊關係，也沒有向書店老闆或者任何部門的負責人送過禮，但也可以說我和書店有一種普通關係，譬如，淡淡的友情吧。書店的章錫琛「老闆」當初離開商務印書館創辦《新女性》的時候，我給這份月刊投過稿（我翻譯過一篇愛瑪．高德曼的論文《婦女解放的悲劇》）。後來在我去法國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這個新書店的職員，他寫的那本回憶錄《獄中記》也交給書店排印了。關於我的小說《滅亡》的寫成與發表的經過，我自己講得很多，不用再囉嗦了。葉聖陶同志就是在開明見到我從法國寄回來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後，才決定發表它的。索非進開明可能是由於胡愈之同志的介紹，他和愈之都學過世界語，他認識愈之，我一九二八年初秋從沙多—吉里到巴黎，才第一次見到愈之，這之前只是一九二一年在成都同他通過一封信。我在巴黎大約住了兩個月，常常到愈之那裡去。愈之當時還是《東方雜誌》的一位負責人，那個時候全世界正在紀念列夫．托爾斯泰誕生一百週年，巴比塞主編的《世界》上發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托爾斯泰論》，愈之要我把它翻譯出來，我在交給他的譯稿上署了個筆名：「巴金」。我寄給索非的《滅亡》原稿上署的也是這個名字。可是我的小說下一年才在《小說月報》上分四期連載，《東方雜誌》是綜合性的半月刊，紀念列夫．托爾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發表了。這是我用「巴金」這個名字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滅亡》就在《月報》連載的同一年（一九二九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為他主編的《微明叢書》的一種。這個袖珍本的叢書在開明一共出了八種，其中還有索非自己寫的《獄中記》等三部，我寫的《死去的太陽》和我譯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劇《骷髏的跳舞》，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多幕劇《丹東之死》，後面兩部小書都是從世界語譯出的。還有一種《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譯的短篇小說和李石曾的舊譯四幕劇《夜未央》編輯成冊的，它們是同一位年輕的波蘭作家廖．抗夫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譯的第一篇小說，我只知道抗夫寫過《夜未央》，我在十六七歲時就讀過它，我的朋友們還在成都演過這本描寫一九○五年俄國革命的很感人的戲。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買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便是小說《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寫他自己。一九二八年年初我譯完《薇娜》，從沙多—吉里寄給索非，這年八月下旬我離開沙多—吉里時就收到開明出的那本小書。接著在將近兩個月的巴黎小住中，作為消遣我翻譯了全本《夜未央》，回國後交給另一家書店刊行，譯本最初的名字是《前夜》，印過一版，一九三七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時我便改用李石曾用過的舊譯名，因為開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個短篇也由我編入另一本譯文集《門檻》了。
請原諒我在這裡嘮叨，離開題目跑野馬。這的確是我幾十年文學工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這樣東拉西扯也可以說明我那幾年的思想情況和精神狀態：我很幼稚，思想單純，可是愛憎非常強烈，感情也很真摯。有一個時期我真相信為萬人謀幸福的新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一起出現；又有一個時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賢祠廣場上盧騷（梭）銅像前訴說我的痛苦，我看不見光明。我寫作只是為了在生活道路上邁步，也可以說在追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所以我為了最初出版的書不好意思收取稿費，我或者把「版稅」送給朋友，或者就放棄稿酬。當然開明書店是照付「版稅」的。它是作家和教師辦的書店，因此對每一位作者不論他的書是否暢銷，它一樣地對待，一種書售缺了，只要還有讀者，就給安排重印。我最初寫作不多，後來發表稿子的地方多起來，出書的機會就多了，向我組稿的人也逐漸增加。我從法國回來，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閘北寶山路寶光裡一幢石庫門樓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樓，我住在樓下客堂間。那些雜誌的編輯先生大都知道我是開明的作者，又有個朋友在開明工作，他們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寫好稿子也請索非帶出去，我的小說就這樣給送到各種各樣的報刊，用不著我攜帶稿子去拜訪名人，我只消拿著筆不斷地寫下去。我有話要說，我要把自己心裡的東西傾倒出來。我感覺到我有傾吐不盡的感情，無法放下手中的筆，常常寫一個通宵，文章脫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書桌上，索非離家上班會把它送出去。我不去拜會編輯，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實姓，我並不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讀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發表和出版的地方，人們把稿費送到開明書店，索非下班後會給我帶來。我一個人生活簡單，過日子並不困難，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準備要是文章無處發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所以我始終不把稿費放在心上，我一直將「自己要說話」擺在第一位，你付稿費也好，不付也好，總之我不為錢寫作，不用看行情下筆，不必看臉色揮毫。我還記得有一個時期在上海成立了圖書雜誌審查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審查，我有半年多沒有收取稿費，卻在朋友沈從文家中做客，過著閒適的生活，後來又給振鐸、靳以做助手編輯《文學季刊》，做些義務勞動。此外我還可以按時從開明書店拿到一筆「版稅」，數目雖小，但也可以解決我一個人的生活問題。
一九三二年後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開明的關係並沒有什麼變化，索非和開明照常替我轉信；我的作品不斷地增多，也有了來找我約稿的人。我把稿子交給別家書店出版，開明不反對，後來我把賣給別人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書收回來送到開明去，開明也會收下，給印出來。在開明主持編輯事務的是夏丏尊，他就是當時讀者眾多的名著《愛的教育》的譯者，他思想「開明」，知道我寫過文章宣傳無政府主義，對我也並不歧視。我感謝他，但我很少去書店，同夏先生見面的機會不多，更難得同他交談。我只記得抗戰勝利後我第一次回上海，他來找我，坐了不到一個小時，談了些文藝界的情況和出版事業的前景，我們對國民黨都不抱任何希望。他身體不好，近幾年在上海敵占區吃夠了苦，臉上還帶病容。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同我住在一個弄堂裡，可是我不久又去重慶，第二年四月在那裡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錫琛「老闆」也不熟，他因為寫了反對封建主義的文章被迫脫離《婦女雜誌》，才動手創辦《新女性》月刊。他這段反封建的個人奮鬥的光榮歷史使我和朋友盧劍波都很感動。劍波先給《新女性》寄稿，我看見劍波的文章發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兩篇，都給採用了。我同章並無私交，記得抗戰勝利後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過一頓飯，卻想不起同章談過什麼事情。索非同章處得不好，說他「刻薄」，一九四六年去台灣，便脫離開明一直留在那邊開辦新的書店。全國解放後，一九五三年開明書店與青年出版社合併，章去哪裡工作，我並不清楚，當時我也很忙，只能應付找上門來的事，後來聽說章做了「右派」，這時我記起了索非的話，我懷疑他是不是講話「刻薄」得罪了人。想想二十年代的進步人士到五十年代卻會成為「右派分子」挨批挨鬥，有些惋惜。有時我也暗暗地自言自語：「不管怎樣，他辦了開明書店，總算做了一件好事。」
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