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說我堅強，其實我脆弱，或者可以說有時也很軟弱，舉一個例子：春節期間在電視節目裡一連幾天聽見人唱「樣板戲」，聽了幾段，上床後我就做了一個「文革」的夢，我和熟人們都給關在裡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覺醒來，心還在咚咚地跳，我連忙背誦「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鬆了一口氣，知道大唱「樣板戲」的時代已經過去，牛棚也早給拆掉了，我才高興地下床穿衣服。
第二天有位朋友來找我。我談起這個夢，他笑著說：「還是那句老話：你心有餘悸嘛。」這朋友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他的遭遇比我的好不了多少。他的笑卻引起我的反感，我反問：「難道你就沒有餘悸？」
他收斂了笑容，過了一會，才說：「五十年代，我萬萬想不到會有『文化大革命』。今後，我又能夠向你保證什麼呢？我只能說我決不再進牛棚。」
「那麼你是想消極抵抗嗎？」
他理直氣壯地回答：「倘使沒有牛，那麼也就用不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天將了。」
我們又談到所謂衙內的一些事情，當時衙內尚未處決，但關於判決的各種小道消息已經在社會上傳開。他認識兩衙內中的一個，但並不熟，他說：「是不是可以說他也是受害者？」
「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嗎？」我問。
「不，我是說：『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可以這樣說嗎？」
「為什麼？」
「因為那些年他們讓這個『大革命』抓在手裡，拋來拋去，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他們認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不甘心，存心向別人報復，幹出了種種壞事。」
「不，我不同意。你我不是也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嗎？」
「你我不同，你我是長了尾巴的知識分子。他們出身好，父母為人民立過功。」
「那麼是不是你我還要進牛棚割掉尾巴？」
他沒有做聲。他似乎回答不出來了。
客人告辭以後，我還坐在沙發上胡思亂想。
「難道我還要準備再進牛棚嗎？」我越想越糊塗了。
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