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偶爾翻閱近幾年出版的《隨想錄》，原來我寫過五篇提倡講真話的文章。可能有人認為我講得太多了，為什麼老是揪住真話不放呢？其實，誰都明白，我開的支票至今沒有兌現。
我編印了一本《真話集》，只能說我扯起了真話的大旗，並不是我已經講了真話，而且一直在講真話。這幾年我生病，講話、寫文章不多，要是給自己算一筆賬，收穫當然更少。經過這些年的實踐，我懂得講真話並不容易，而弄清楚真、假之分更加困難。
此外，我還忽略了講話和聽話的密切關係。人們習慣於聽好聽的話，也習慣於講別人愛聽的話。不少的人善於看別人的臉色講話：你喜歡聽什麼，他就給你講什麼，包你滿意。更多的人聽到不「滿意」的話馬上板起面孔。對他們，話並無真假之分，只有「入耳」與「不入耳」之別。他們說話，總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說過就忘記，別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會承認。在他們，講話不過是一種裝飾，一種遊戲，一種消遣，或者一種手段。總之不論講話聽話，都只是為了滿足一時的需要，所以他們常常今天講一套話，明天又講另一套，變化無窮，簡直叫人沒法跟上。他們永遠正確，而你卻只好不斷承認錯誤，有時認了錯就算完事，有時你轉不過彎，或者黑字留在白紙上，你不能不認賬，就會叫你背一輩子的黑鍋。即使你完全販賣別人的話，並未走樣，原來講話的人也可以打你的棍子，給你戴帽子，因為他們的級別高，你的級別低，或者他們是官，你是民，同樣的話由他們講就正確，你講出來會犯錯誤。有時需要一個靶子，你也會給拋出來，揪出來，即使你只講了三言兩語。
以上的話並不新鮮，現在說來，好像在替自己推卸責任，說明我開出的支票不兌現，情有可原。其實真有這個意思。前一個時候不是有人笑我沒有「道德勇氣」嗎？幾年前我開始叫嚷「講真話」，接連發表《隨想錄》的時候，有人以為我放暗箭傷人，有人疑心我在罵他，總之，不大滿意。我吞吞吐吐，講得含糊不清，便於他們爭取對號入座，因為我雖然寫作多年，「駕馭文字的功夫」至今還「很低下」，無法使某些讀者明白我作文的本意：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來示眾的也首先是自己。這裡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決之後才有可能想到別人，對自己要求應當比對別人更嚴格。但是我自己要過關就十分困難。前不久我寫過一篇「再認識」托爾斯泰的文章，有人說我替托爾斯泰「辯護」。偉大的作家並不需要我這樣的「辯護」。我只是從那些潑向老人的污泥濁水，看出《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後半生所走的那麼艱難的道路。他給後人樹立了一個榜樣。他要講真話，照自己說的做，卻引起那麼多的糾紛，招來那麼大的痛苦，最後不得不離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終沒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誰把別人的意志強加給他了。寫完「再認識」的文章，我才明白：講真話需要多麼高昂的代價，要有獻身的精神，要有放棄一切的決心。這精神，這決心，試問我自己有沒有？我講不了真話，就不如索性閉口！
＜二＞
聽別人講真話也是好事。
好些年來我養成了一種習慣：沉默地觀察人。我聽人講話，常常看他的動作，揣摩他的心思，回憶他以前講過的話，再把它們同他現在講的連起來，我便得出了結論：假話多於真話。老實說，從人們的嘴裡，從電台的播音，從報刊的報導，從到處的廣告，還有，還有……我一直在懷疑究竟有多少真話！不知是不是我的腦子有毛病，根據我的經驗，越是好聽的話，越是漂亮的話，越不可信，所以話講得越漂亮，就越是需要有事實來作證，即使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
於是我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觀察了別人以後應當解剖自己。我這一生講過太多的話，有些連自己也早已忘記，但可能別人還記在心上，圖書館裡也還留存著印在書刊上面的字句。它們是真是假，固然別人可以判斷，但自己總不能不做個交代吧。我經常想起它們，彷彿在查一筆一筆的舊賬。這不是愉快的事。午夜夢迴我在木板床上翻來覆去，往往為一件事情或幾句假話弄得汗流浹背。我看所謂良心的責備的確是最痛苦的，即使別人忘記了你，不算舊賬，你躲在一邊隱姓埋名，隔岸觀火，也無法得到安寧。首先你得不到自己的寬恕。
人不能用假話欺騙自己。即使臉皮再厚的人，假話說多了也要紅臉。在十年「文革」期間我確實見過一些人大言不慚地顛倒是非、指鹿為馬，後來他們又把那些話賴得乾乾淨淨，在人前也不臉紅。但甚至這種人，他們背著人的時候，在沒有燈光什麼也看不見的時候，想起過去的事，知道自己說了謊騙了人，他們是不是也會受到良心的譴責？是不是也會紅臉？我常常想這個問題，卻始終想不出什麼道理來。近二三十年中發生了數不清的「冤假錯案」，那許多辦案的人難道對蒙冤者就毫無歉意，一點也不感到良心的譴責？據說還有不少人斤斤計較地堅持要給受害人身上留一點尾巴。「怎麼可能呢？」我常常向熟人發出這樣的疑問。朋友們笑笑或者嘆口氣說：「這種事情太多了。」的確有這樣一種人，他們不但說了假話，而且企圖使所有那些假話都變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費過許多寶貴的時間去學習那些由假變真的東西。而且我當時總相信我是在擁抱真理。我還以為火在心裡燃燒。一覺醒來才發現是許多毒蛇在噬自己的心。一陣煙，一陣霧，真理不知消失在什麼地方。我自己倒變做了一個販賣假藥的人。賣過些什麼假藥，又賣了給什麼人，我一筆一筆地記在賬本上，又好像一刀一劃地刻在自己心上，刀痕時時在作痛，即使痛得不厲害，有時也會妨礙我平穩地睡眠。一連幾年我到處求醫，想治好這個心病，才寫了那麼幾篇關於真話的文章，我也不過乾嚷了幾聲。
＜三＞
幾年過去了，我的確只是乾嚷了幾聲。
可是我得到什麼樣的回答呢？
仍然是報刊的報導，電台的播音，它們告訴人們：
這裡在製造假酒，那裡在推銷假藥；這個商店發賣致病的點心，那個企業製造冒牌的劣貨……可怕的不再是講好聽的話騙人，而是賣有毒的食品騙錢。不小心，我們每個人都會中毒受害。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應當要求：賣真貨。
單單講真話已經不夠了，太不夠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