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讀者良友》（二卷一期）上我看到題做《再認識托爾斯泰》的文章。「再認識」托爾斯泰，談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託爾斯泰，有多少人咒罵托爾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爾斯泰，但誰能說自己「認識」托爾斯泰？抓一把污泥抹在偉大死者的臉上，這不是什麼「私生活揭秘」，關於托爾斯泰的私生活已經有了那麼多的資料，本人的、家屬的、親友的、醫生的日記、書信、回憶等等，還有警察的報告和政府的秘密文件，更不必說數不清的用各種文字編寫的托爾斯泰的傳記了。在他的晚年，這位隱居在雅斯納雅．波良納的老人成了政府和東正教教會迫害的對象，各種反動勢力進行陰謀，威逼托爾斯泰承認錯誤，收回對教會的攻擊，老人始終不曾屈服。他八十二歲離家出走，病死在阿斯達波沃車站上，據說「在他與世長辭的那所屋子周圍，擁滿了警察、間諜、新聞記者與電影攝影師……」【註一】這說明一直到死，他都沒有得到安寧，對他的誣蔑和誹謗也始終不曾停止。他活著就沒有能保持什麼私生活的秘密，他也不想保持這樣的秘密。他是世界上最真誠的人。他從未隱瞞自己的過去。他出身顯貴，又當過軍官，年輕時候確實過著放蕩的貴族生活。但是作為作家，他嚴肅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各種慾念做鬥爭。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書，他宣傳他所理解的教義。他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傳的去行動，按照他的主張生活。為了這個目標，他奮鬥了幾十年，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的一生充滿了矛盾，為了消除矛盾，他甚至否定藝術，相信「藝術是一種罪惡」。他離開書齋把精力花費在種地、修爐灶、做木工、做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贈稿費，讓遭受政府迫害的他的信徒「靈魂戰士」們去加拿大移民。他還放棄自己著作的版權……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所不理解的，因此他們夫婦間的隔膜越來越深，分歧越來越大。老人又受到各式各樣自稱為「托爾斯泰主義者」的「寄生蟲」【註二】的包圍，他們對他過分的要求【註三】促使他的偏執越來越厲害，他竟然寫了一本書證明莎士比亞「不是一個藝術家」。在逝世前最後幾天裡他還寫過這樣的話：「我深深感覺到寫作的誘惑與罪惡……」他走到這樣的極端，並不能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矛盾，減輕精神上的痛苦，也不能使他的「弟子和信徒們」完全滿意，卻增加了索菲雅夫人的誤解和擔心。那個替丈夫抄寫《戰爭與和平》多到七遍的女人，當然不願意他走上否定藝術的道路，因此對那些她認為是把托爾斯泰引上或者促使他走上這條道路的所謂「托爾斯泰主義者」有很大的反感，她同他們的鬥爭越來越激烈。她熱愛藝術家的托爾斯泰，維護他的榮譽，做他的忠實的妻子，為他獻出她一生的精力；她卻不能忍受作為人生教師的托爾斯泰，也就是「說教人」的托爾斯泰，她這種不斷的歇斯底里的爭吵，反而給老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把老人推向他那些「門徒」，促使老人終於離家出走。他留給妻子的告別信還是一八九七年寫好的，一直鎖在他的抽屜裡面。這說明十三年前他就有離家的心思，他的內心戰鬥持續了這麼久。只有小女兒亞歷山德拉知道他出走的計劃，她陪他坐火車，中途他病倒在阿斯達波沃車站，就死在那裡。
【註一】借用傅雷的譯文，見《托爾斯泰傳》（羅曼．羅蘭著）。
【註二】寄生蟲：引用高爾基的話，見《文學寫照》。
【註三】他們責怪他不能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即言行不一致。
亞歷山德拉後來寫過一本回憶錄【註】，書中有這樣的話：「我父親死後，母親大大地改變了。……她常常在一張大的扶手椅上迷迷糊糊地睡幾個鐘頭，只有在別人提起父親的名字時，她才醒過來。她嘆息，並且說她多麼後悔曾經使他痛苦過。『我真以為我那個時候瘋了』，她這樣說。……一九一九年她患肺炎去世。姐姐達尼亞和我看護了她十一天……到了她明白自己快要死的時候，她把我姐姐和我叫到床前。她說『我要告訴你們』，她呼吸困難，講話常常被咳嗽打斷，『我知道我是你父親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後悔。可是我愛他，整整愛了他一輩子，我始終是他的忠實的妻子。』我姐姐和我說不出一句話。我們兩個都哭著。我們知道母親對我們講的是真話。」
【註】即《托爾斯泰的劇》。
這就是托爾斯泰的家庭糾紛，這就是他的生活的悲劇。亞歷山德拉是他最喜歡的女兒，曾被稱為「他的親切的合作者」，難道她不是最可靠的見證人？！
誰也想不到幾十年後的今天會有人根據什麼「有充分的可靠性值得信賴」的「研究材料」撰寫文章，說托爾斯泰是「俄羅斯的西門慶」，說他的「道德」、「文章」「應該身首異處、一分為二」，甚至說他「一向就是個酒色財氣三及第的浪子……他這樣的生活作風，由於家庭出身與社會沾染形成，變為了他牢不可改的性格本質。」【註】這哪裡是研究？這樣的腔調，這樣的論斷，有一個時期我很熟悉，那就是十年浩劫中我給關進「牛棚」的時候。我奇怪，難道又在開托爾斯泰的批鬥會嗎？
【註】見《再認識托爾斯泰》，《讀者良友》一月號。
當然每個人都有權喜歡或者討厭托爾斯泰，稱讚他或者批判他，但是他們總應該多少瞭解他，總應該根據一點點事實講話。托爾斯泰的生活經歷是那麼豐富，有那麼多的材料，而這些材料又是不難找到的，我也用不著在這裡引經據典來證明托爾斯泰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只從一本傳記中引用一節話說明我的看法：
「每件細小事情似乎都加深托爾斯泰由於他的生活環境和他所願望過的生活兩者之間的差異而感到的痛苦不滿。有一天他喝茶的時候，皺著眉頭抱怨生活是一種負擔。
「索菲雅問他：『生活怎麼會是你的負擔？人人都愛你！』
「他答道：『是，它是負擔。為什麼不是呢？只是因為這兒的飲食好嗎？』
「『為什麼不是呢？我不過說大家都愛你。』
「『我以為每個人都在想：那個該死的老傢伙說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現在你應該死掉，免得做一個完全的偽君子！這很對。我經常收到這樣的信，連我的朋友也寫這類的話。他們說得不錯。我每天出去，路上總看見五個衣服破爛的叫化子，我呢，騎著馬，後面跟著一個馬車伕。』
「在一九一○年頭幾個月的日記裡，經常記著托爾斯泰因為這個問題所感受到的敏銳的精神上痛苦和羞愧。四月十二日他寫道：「我沒有用餐。我痛苦地意識到我過的是罪惡的生活，我四周的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家人都是飢寒交迫、朝不保夕。……我很難過，十分不好意思。……』」【註】
【註】引自埃．西蒙斯的《托爾斯泰》（一九四六年）。
夠了。這些話就可以說明偉大作家最後幾十年的內心鬥爭和家庭悲劇的實質了。托爾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在他，要達到這個目標是多麼困難，為了它他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最後在病榻上不願意見他的妻子，一是決心不返回家中；二是想平靜地離開人世。一個八十二歲的老人，跟什麼「小白臉男妾」、什麼「大男人主義」怎麼能拉扯在一起？！傳播這種流言蜚語的人難道自己不感到噁心？
我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也不贊成他的無抵抗主義，更沒有按照基督教福音書的教義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紀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淵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後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標：說真話，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這也還是一條荊棘叢生的羊腸小道。但路總是人走出來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爾斯泰雖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樣高昂的代價，他卻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心願。我覺得好像他在路旁樹枝上掛起了一盞燈，給我照路，鼓勵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說大話、說空話、說假話、說套話過一輩子。還是把托爾斯泰當做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吧。
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