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林放讀了《我的噩夢》【註】以後，也寫了一篇雜感《「文革」還在揪人》。文章發表在《新民晚報》上。老友是出色的雜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樣愛說空話。他常常對準目標，彈無虛發。聽說他去年發表過雜文，提醒大家不要讓「四人幫」餘黨漏網，居然有人打電話恐嚇他，可見他的文筆的鋒利。事後我遇見他，對他談起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我在這裡用了「遇見」二字，其實並不恰當，那天上午是他來看我，當時我們兩人都住在華東醫院，他住南樓我住北樓，病人來往比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來，不會有人干涉他。
【註】《我的噩夢》：隨想錄第一一四，見《病中集》。
他現在不那麼健談了。前幾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開會，他總是有說有笑、無話不談。可能是他也老了，雖然他比我還小幾歲。不過一談到寫雜文，我就看出他心裡還有一股火。他即使講話不多，但拿起筆來，仍未失去當年的勇氣。對於不合理的現象，對於不應當發生的事情，他還是有自己的看法，雖然三年前他寫信給我說：「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指發「違心之論」）……我不敢開支票。」
我瞭解他，我知道他為了寫雜文吃過不少苦頭。他和我同樣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川省選出的代表，第一屆一共開過五次大會，我們住在同一個旅館的相鄰的房間裡。他平日愛喝點白酒，見到熟人總是談笑風生。他參加第二屆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組，那麼我們就不住在同一層樓了。這些事我已經記不清楚，我看即使記錯了，也無大關係，我要在這裡提說的只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會。時間大概是六月，我們都住在前門飯店，我住在他的斜對面，都是兩人住一個房間，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學的教授或校長，都是「知識分子」。
在這一屆的會上開始了對所謂「右派」的批判，不僅在我們的大會小會上，在會場以外，在各個單位，在整個社會中都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反右」運動。這情況是我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時期，到處都在舉行座談會，邀請大家「大鳴大放」，我們都分別出席了有關的會，發表了意見，各人都寫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覺到風向改變，嚴冬逼近，坐臥不安，不知怎樣才好。沒有想到，我剛在前門飯店住下，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的一位女記者就來找我，要我寫一篇「反擊右派」的短文。我當然一口答應，我正需要用這種表態文章來保護自己。她催得急，說是要用電報把文稿發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長，可以摘抄大報上的言論，我當天就寫成了，記者拿去，第二天見報，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還記得短文的題目是《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多年的心願，但文章裡的句子則全是別人常用的空話。我當時還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是我看見來勢兇猛，熟人一個個落網，一個個給點名示眾；更奇怪的是那位來找我寫「反右」文章的女記者，不久就給揪出來，作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會議期間我的心情十分複雜。我一方面感謝「領導」終於沒有把我列為右派，讓我參加各種「反右」活動，另一方面又覺得左右的界限並不分明，有些人成為反右對象實在冤枉，特別是幾個平日跟我往來較多的朋友，他們的見解並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會上我不敢出來替他們說一句公道話，而且時時擔心怕讓人當場揪出來。在北京我們在小組會上批判過本組的「右派」，回到上海我也主持過作協分會對「右派分子」的批判會。我從小不善於言辭，常常因此感到遺憾，但是今天回憶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倒慶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發違心之論。沒有人找我談過話，或者要我如何表態，雖然一直膽戰心驚，我總算平穩地度過了一九五七年。私下同愛人蕭珊談起來，我還帶苦笑地說自己是一員「福將」。其實我的麻煩還在後頭。
雜文家當時的處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幾天他臉上不見笑容，我也替他擔心，卻又不便問他有什麼情況。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報，但是過兩天我就聽見了他的笑聲。原來他得到暗示寫了一篇自我檢討的文章，連夜打長途電話到上海，在晚報上發表了。檢討得到諒解，態度受到表揚，他也就放了心：過了關了。
今天我們的想法不會是當時那樣的吧。過去有一個時期談起「反右」他就流露出感激之情，我也一樣。現在再回頭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覺得自己多麼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給戴上了「緊箍兒」。他也一樣。我所認識的那些「知識分子」都是這樣。從此我們就一直戰戰兢兢地過著日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念起「緊箍咒」來叫我們痛得打滾，但我確實相信唸咒語的人不會白白放過我們。
這以後我就有了一種恐懼，總疑心知識是罪惡，因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不光彩的名稱了。我的思想感情越來越複雜，有時候我甚至無法瞭解自己。我越來越小心謹慎，人變得更加內向，不願意讓別人看到真心。我下定決心用個人崇拜來消除一切的雜念，這樣的一座塔就是建築在恐懼、疑惑與自我保護上面，我有時清夜自思，會輕視自己的愚蠢無知，不能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哪裡有什麼「知識」？有時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績不大。總之，我給壓在個人崇拜的寶塔底下一直喘不過氣來。
「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這樣度過的。一個願意改造自己的「知識分子」整天提心吊膽，沒有主見，聽從別人指點，一步一步穿過泥濘的道路，走向一盞遠方紅燈，走一步，摔一步，滾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來，筋疲力盡，繼續向前，又覺得自己還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誠地修行，始終擺脫不了頭上的「緊箍兒」。十年中間我就這樣地走著，爬著，走著，爬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給戴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成為審查對象。
但我也不是一開始就給關進「牛棚」的。雜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我還在北京、漢口、上海三地相繼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以副團長身份大宴賓客的時候，不少熟人都失去了自由、挨鬥受辱，而且因為報上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一下子大家都變成了「牛鬼」。我和雜文家失去了聯繫，即使住在同一個城市，我也無法知道他的真實情況。會議結束，送走全部外賓，我也做了「階下囚」。
十年「牛鬼」的生活開始了。我不再有恐懼，因為我已經給揪了出來，抄了家，失去自由，不可能再有任何「僥倖」心理。我被稱為「黑老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認識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救藥。但我又不願滅亡，在那兩三年中我甘心受辱，爭取吃苦，有時甚至以為受苦可以使人淨化，表現好可以得到從寬處理。在這一段時期我跟所有的朋友斷絕了關係，只有從各地來「外調」的造反派的兇惡的審訊中猜到一點情況，我不得不把朋友們忘得乾乾淨淨，我真正被孤立起來了。即使在大街上遇見熟人，誰也不敢跟我打招呼。
我知道雜文家在上海，現在他的處境比我的好多了，我為此感到高興，熟人中間有一個人得救，總比全體滅亡好。我去過幹校，在那裡住了兩年半，日常的課程不過是勞動、學習和批鬥。以後又回到機關，批鬥總算結束了。最初是一個人自學，然後參加「革命群眾」的學習，以後給分配到別的單位，始終戴著無形的帽子，即所謂「敵我矛盾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是另一種「緊箍咒」，我想大概就是踏上一腳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到了出版單位，除了每週兩次政治學習外，有時還參加大會聽報告，這樣我就有機會見到雜文家了。他已經解放，參加了工作，在另一個出版社。有一天我去開會，他在會場裡看見我，過來打個招呼，要我散會後同他一道出去。我們，還有一位朋友，三個人步行到紅房子，吃了一頓飯。我們交談起來，還是很親切，只是不常發出笑聲。我當然忘記不了頭上那頂無形帽，他呢，雖然當了第四屆全國人大的代表，但過去的「緊箍咒」不會輕易地放過他。不過在這種時候主動地請我在飯館裡吃飯，也需要大的勇氣。他的脾氣沒有大改變，只是收斂了些。在他身上我找到了舊日的友情。經過兩次大火還不曾給燒成灰燼的友情。即使在那樣的環境裡，我們也還提起兩個我們共同的好友的名字，金仲華和陳同生，都是在「文革」初期死去的，一個上吊自殺，另一個據說死在煤氣灶上。他們為什麼死去，我至今還不明白，可是我們一直懷念他們。
十年中間我們見面交談大概就只有這一次。還有一次，也是在會場裡，他坐在台上發言，拿著稿子在念，講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經人指點檢討「脫險」的經過，還是他以前講過的那些內容，還是那種充滿感激的腔調。當時「四人幫」剛剛下台，我仍然戴著那頂無形帽子，不過連我自己也看得出來那些橫行了十年的歪理就要破產。有些關心我的親友替我著急，勸我到處寫信，想法早日摘下帽子，我覺得一動不如一靜，仍然安心等待。又過了兩三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