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房裡我讀到沈韋韜、陳小曼兩位同志的來信。我最近一次看見他們，還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到北京參加茅盾同志追悼會的時候。這以前我每次去北京寓所拜望茅公（人們習慣這樣稱呼茅盾同志），總會見到他們中間的一位。這一次他們一起到招待所看我，交談起來我覺得茅公好像就坐在我們面前，我忘不了剛剛離開我們的偉大的死者。
我在三十年代就見過韋韜，他那時大概在念初中吧，可是我們一直少有交談的機會，因此至今還不熟悉。和小曼同志相見更晚，只是在南小街的寓所中見過幾面。茅公逝世後，第二年我就在上海病倒，再也不曾去過北京，也沒有給他們寄過信去。我兩次住進醫院治病，加起來已經超過十個月，這中間我從探望的友人那裡知道一點韋韜夫婦的消息，朋友們稱讚他們沒有私心，能夠遵照茅公的意願，把遺物獻給國家。我說我要寫封信向他們表示敬意，因為我也有這樣的心願。但是信並未寫成，我寫字困難。
他們的信卻意外地來了。信上一開頭就說：「有一件事希望得到您的幫助。」接下去解釋是什麼一回事：
「自去年三月以來，上海的《××報》和《×××報》先後選載了×××寫的《茅盾談話錄》。這個《談話錄》是以記錄先父談話的形式出現的，因此社會上就當真把它看做是先父的談話，是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但事實並非如此。先父生前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個《談話錄》，……而從內容來看，失實虛假之處很多，因此其真實性很值得懷疑。我們認為，假如這個《談話錄》傳佈開去，以訛傳訛，不僅有損先父聲譽，且對國內外的茅盾研究工作也有不良的影響。為此，我們寫了一則『聲明』寄給《××報》，希望他們刊出。……為了及早澄清此事，免得別人把我們的沉默當做默認，考慮之下我們想您是……先父的老友，希望您對此事予以關注。」
隨信還附來他們的「聲明」和致編輯部信的副本。「聲明」簡單明瞭，給編輯部的信中對情況做了較詳細的說明，我想報社可能很快刊出他們的「聲明」，事實也就得以澄清。茅公生前做任何工作，都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苟，澄清事實便是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三年前我曾說過：「即使留給我的只有一年、兩年的時間，我也要以他為學習的榜樣。」今天我還是這樣想。我認為我們不應當做任何有損於茅公聲譽的事。
關於《談話錄》，我還有我個人的一些看法。用記錄談話的形式發表的《談話錄》，記錄者在發表它之前應當向讀者證明：一，他所記錄的全是原話；二，這些原話全是談話者同意發表的。至少，發表這些《談話錄》的報刊編輯應當看到證據，相信他們發表的是別人的原話，因為他們也要對讀者負責。讀者信任他們，他們要替讀者把好這個關口。其實把關的辦法也很簡單：一，取得談話者本人的同意；二，要是談話者已經去世，就徵求家屬的同意。但家屬的同意不同於談話者本人的，至多也只能作為旁證而已。
要茅公為這個《談話錄》負責是不公平的事。《談話錄》不在他生前發表，不讓他有一個「表態」的機會，就作為第一手材料，流傳下去，這是強加在偉大死者身上的不真實的東西。因此我完全同意韋韜、小曼同志的聲明：「希望讀者注意，凡引用《談話錄》作為研究茅盾的依據而產生的錯誤，概與茅公無關。」
總之，我認為此風不可長。
我並非信口開河。我也有自己的經驗。幾十年來我見過無數的人，說過不少的話。除了回答採訪記者提出的問題外，我講話有時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有時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有時敷衍應酬，言不由衷；有時缺乏冷靜，議論偏激。我不要發表這一類講話，也不能為閒談中的片言片語負任何責任。我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就曾經發表過這樣的聲明：
「我說了我沒有說過的話，我做了我沒有做過的事。……有些人在小報上捏造了種種奇怪的我的生平。有些人在《訪問記》、《印象記》等等文章裡面使我變成他們那樣的人，說他們心裡的話。【註】
我希望不要再看見五十年前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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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我的呼號》，見《巴金散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