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花城》雜誌上讀到楊沫的日記《風雨十年家國事》，單是開頭的一段——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記，就使我渾身顫慄，作者好像用頭把一個字一個字打進我的靈魂。短短的一兩頁篇幅的文字記錄了著名作家老舍、蕭軍、駱賓基……被鬥、挨打的真實情況，這批鬥，這痛打，導致了老舍同志的死亡。楊沫同志坦率地說：「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將與我的生命共存亡。」我理解她的心情。
我們許多人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都有一生也忘不了的血淋淋的慘痛經驗。不少人受屈含冤痛苦死去，不少人身心傷殘飲恨終身，更多的人懷著餘悸活到現在。把當時的情況記錄在日記裡保存下來、發表出來的，楊沫同志似乎是第一個。作者的勇氣使我欽佩。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開頭。對這個開頭別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家醜不可外揚，傷疤不必揭露；有人說是過去的已經過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傷口今天仍在流血。十年「文革」並不是一場噩夢，我床前五斗櫥上蕭珊的骨灰還在低聲哀泣。我怎麼能忘記那些人獸不分的日子？我被罰做牛做馬，自己也甘心長住「牛棚」。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獸性發作起來兇殘還勝過虎狼。連十幾歲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為樂，任意殘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經常思考，我經常探索：人怎樣會變成了獸？對於自己怎樣成為牛馬，我有了一些體會。至於「文革派」如何化做虎狼，我至今還想不通。然而問題是必須搞清楚的，否則萬一將來有人發出號召，進行鼓動，於是一夜之間又會出現滿街「虎狼」，一紙「勒令」就使我們喪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餘悸」，我嘮嘮叨叨，無非想看清人獸轉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關進「牛棚」。只有牢牢記住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才有可能不再出現更多的「八月二十三日」。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衛後代，我看楊沫同志這個頭開得好。
稱讚了別人以後我回顧自己，我什麼也沒有留下來。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記讓作家協會分會的造反派拿去。以後我停筆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開始寫日記，那時我在作協分會的「牛棚」裡學習，大部分時間都給叫出去勞動。勞動的項目不過是在花園裡掏陰溝、拔野草，在廚房裡揀菜、洗碗、揩桌子。當時還寫過《勞動日記》，給「監督組」拿去掛在走廊上，過兩天就不見了，再寫、再掛、再給人拿走，三四次以後就沒有再寫了。《勞動日記》中除了記錄每天勞動的項目外，還有簡單的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寫的時候總說是「真心悔改」，現在深刻地分析也不過是用假話騙人爭取「坦白從寬」。接著我又在一本練習簿上寫日記，並不每天交出去審查，但下筆時總覺得「文革派」就坐在對面，便主動地寫些認罪的話討好他們。當然我在短短的日記裡也記錄了當天發生的大事，我想幾年以後自己重讀它們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艱難曲折。總之我當時是用悲觀的眼光看待自己，我並沒有楊沫同志的那種想法，更談不到什麼勇氣。但即便是我寫的那樣的日記也不能繼續下去。到這年八月底幾個參加我的專案組的復旦大學學生勒令我搬到作協分會三樓走廊上過夜，在那裡住過了兩個星期，他們又把我揪到江灣復旦大學批鬥，讓我在學生宿舍裡住了將近一個月，然後釋放回家。我的日記卻不知給扔到哪裡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向蕭珊要了一本「學習手冊」，又開始寫起日記來。我的用意不再是爭取「坦白從寬」，我已經看透造反派的心（他們要整你，你大拍馬屁也沒有用處）。我只是想記錄下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不過為了保護自己，我繼續「歌功頌德」。我每天在「牛棚」裡寫一段，儘管日記中並無違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記帶回家中，在那段時間只要是自稱「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闖進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別的東西。我以為把日記放在「牛棚」內，鎖在抽屜裡面比較安全。沒有想到不到兩個月，造反派、監督組忽然採取「革命行動」搜查「牛棚」，勒令打開抽屜，把「學習手冊」中的日記和「檢查交代」、「思想匯報」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從此我就沒有再寫日記。我不鬥爭，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裡，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裡。我深深感到內疚。
八四年一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