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裡要講的只是我的筆名，不是我父親給我起的學名。我的學名或本名已經被筆名「打倒」和「取代」了，這是我當初完全沒有料到的。幾十年來有人問我「貴姓」，我總是回答「姓李」，而人們卻一直叫我「老巴」，「巴公」，「巴老」。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在法國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學食堂樓上宿舍裡寫完小說《滅亡》，用五個練習本謄好全稿，準備寄給在上海的朋友，請他代為印刷。在包紮投郵之前，我忽然想起，不能在書上印出我的本名，讓人知道作者是誰。於是我在扉頁上寫了「巴金著」三個字。
這就是使用「巴金」這個筆名的開始。關於它我已經做過多次的解釋，說明我當時的想法。我看用不著在這裡多說了。其實多說也沒有用處，不相信的人還是不相信，今天還有些外國人喜歡拿我這個筆名做文章。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我使用筆名，只是為了把真名（也就是把真人）隱藏起來，我不會在名字上花費精力、表現自己。其實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我也用過一個筆名發表小詩和散文，不過那個筆名（佩竿）容易暴露自己，而且過去發表的東西我也並不喜歡。在沙多—吉里養病的時候，我給美國舊金山華僑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寫過好些雜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滅亡》發表以後我便不再用這個筆名了。
小說《滅亡》在上海《小說月報》一九二九年一月號上發表，連載了四期。但「巴金」這個名字第一次的出現卻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的《東方雜誌》十九號上面。這要怪我暴露了自己。一九二八年我在沙多—吉里過了暑假後，到巴黎住了一個時期。有一天朋友胡愈之兄給我看一篇托洛斯基寫的《托爾斯泰論》（法譯文刊在巴比塞主編的《世界》上面）。為了紀念托爾斯泰的百歲誕辰，他要我翻譯這篇文章給《東方雜誌》發表。過幾天我譯好全文要給愈之送去，忽然想起那個新的筆名，不加考慮就寫在譯稿上面。這樣《滅亡》刊出，愈之他們就知道作者是誰了。
《滅亡》連載後得到讀者的鼓勵，使我有機會陸續發表作品。我走上文學道路，是比較順利的。我並沒有到處碰壁的經驗，我交出去的稿子，只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編輯部退回，這部退稿經過我改寫後也找到了出版的地方。本來只打算用一次兩次的筆名，卻被我接二連三地用了下去。編輯先生喜歡熟悉的名字，讀者也習慣常見的筆名。「巴金」收到各地讀者的來信，我用筆名結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起初我還可以躲在自己的本名後面過平凡人的日子。後來本名給筆名淘汰了，即使別人承認我姓李，我也不會得到安靜。我想不必計較吧，反正人活著，用什麼名字都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年底小說《萌芽》被查禁，我的筆名在上海犯了忌諱，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筆名，先是「餘一」，以後又是「王文慧」和「黃樹輝」，還有「歐陽鏡蓉」。然而不多久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就「被迫」撤銷，「巴金」又不知從哪裡鑽了出來，不過活動範圍也只限於書刊，因此認識「巴金」的人並不太多，即使我在公共場所出現，也不會讓人識出。
解放後前十七年中我參加社會活動較多，無法再躲在本名後面過清閒日子，連我自己也幾乎忘記了還有一個本名。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作為戶口簿上的戶主。這些年我寫得不多，但認識我的人越來越多。通過筆名，人和作品給連在一起了。我到任何地方，總有人認出我是什麼書的作者，有讚美，也有批評。我自己很感到拘束，彷彿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注視我的一舉一動，用我書中的句子衡量我的言行。說實話，有個時期我真想改換我的名字，讓大家都忘記我。
於是所謂「文革」的風暴來了。今天提到那些日子，我還不寒而慄。我也說不清自己是怎樣熬過來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我在上海送走了出席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的外賓，回到機關學習，就有一種由「堂上客」變「階下囚」的感覺，而且看到批判我的大字報了。前有大海，後有追兵，頭上還有一把搖搖欲墜的利劍，我只想活命，又不知出路在哪裡。這個時候我收到一封讀者來信，說我的筆名要不得，是四舊，是崇洋媚外，應當「砸爛」。我膽戰心驚，立刻回信，表示同意，說今後決不再用。我已完全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腦子裡只有「罪孽深重」四個大字。也許我頭腦單純，把名字的作用看得那麼重大；也許我在「打如意算盤」，還以為脫掉作家的外衣便可以「重新做人」。都沒有用！我的黑名字正是「文革派」、造反派需要的箭垛和槍靶，他們不肯把它一筆勾掉，反而到處為它宜傳，散發我的言行錄，張貼打倒我的大標語；在馬路旁豎立我的大批判專欄；在工廠和學校召開我的「游鬥」會；在殺氣騰騰的批鬥會上人們要「砸爛」巴金的「狗頭」；我自己也跟著舉手高呼口號「打倒巴金！」
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不斷地寫檢查，寫「思想匯報」，重複說著同樣的話。我灰了心，斷了念。「讓它去吧」。
十年過去，我還是「巴金」，改不了名字，也擱不了筆。看來我用不著為這個多花費腦筋了。今天我在醫院裡迎接了我的第八十個年頭，來日無多，我應當加倍珍惜。多寫一個字就多留下一個字。是「牛」是人，姓巴姓李，讓後人去議論吧。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