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朋友們常常稱讚我「記性好」。現在像夢中一樣，不少兩三年前發生的事情在我的腦子裡都只剩下一片白霧，說起來令人不相信，老友顧均正兄逝世的時候，我接到從北京寄來的訃告，讀到他的兒子小銓的來信，十分難過，想起許多事情，我說要把它們寫下來，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生活記錄，可是我不曾寫，一拖就是幾年，今天拿起筆想寫一點對亡友的懷念，卻連他去世的年月也記不清楚了。
那麼我從哪裡寫起呢？
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和均正兄住在同一個弄堂（霞飛坊，即現在的淮海坊）裡。解放後，五十年代初他全家搬到北京，我仍留在上海。我去北京開會，每次總要到西堂子衚衕去看他們夫婦，照例受到他們親切、熱情的接待。這幾乎成了慣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丟失了什麼似的。我出國訪問，經常把在北京穿的、用的衣物存放在他們家裡，從國外回來，在旅館住下後就去西堂子衚衕取箱子。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從朝鮮回來，蕭珊帶著女兒住在顧家等我，我們做了他們家的客人，一個星期中我常常聽見女兒說：「顧家阿姨真好！」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從越南回來，蕭珊給我送衣服到北京。我們同去西堂子衚衕，均正兄和國華嫂用豐盛的午餐款待我們，我們告辭的時候，國華嫂拉住蕭珊連聲感謝。蕭珊笑著說：「你們這樣感謝，我們要再來打擾你們。」他們的感謝並不是客套話，只是出於他們的謙虛和好客。蕭珊並沒有想到這是她最後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最後一次同均正夫婦見面了。
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文革」已經開始，我們中國代表團的一位同志把我從機場送到招待所，分別的時候，低聲對我說：「你不要隨便出去找朋友，哪些人有問題，還弄不清楚。」我大吃一驚。前兩三個月我接到均正兄來信說他們搬了家，並告訴我他們在幸福村的新地址。信我帶來了，我相信像均正兄這樣一個忠厚、善良的知識分子不會有問題，可是會議緊張，我也不便「出去找朋友」。到七月十日上午，會議已告一個段落，我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國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大會。在休息室裡我意外地遇見均正兄，還有老舍同志，大家都很高興，會前坐在一起閒談，有一種劫後重見的感覺。大會結束，我們走下主席台，握手告別，均正兄帶著他那和善的笑容邀我到他們的新居「小敘」。我請他代我向國華嫂問好，我說我還要陪外賓一起活動，沒有時間去幸福村了。他說：「那麼下次一定來。」我說：「一定來。」
沒有想到一別就是十二年。我第一次到幸福村的時候蕭珊的笑聲彷彿還在耳邊，但陪伴我上樓的只能是女兒小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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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遺留下的後遺症終於發了出來。我一病就是兩年，沒有再去過北京。一九八二年我起初行動不便，寫字困難，後來生瘡，再後跌斷左腿，住進醫院半年後瘸著腿回到家中。最近我又因「帕金森氏症」第二次住院治療。這一層樓病人不多，病房裡十分清靜，我常常坐在沙發上休息，回想過去的事情，想來想去，也想不起我是怎樣認識顧均正兄的。那麼一定是由於索非的介紹吧，他在開明書店擔任編輯工作，是索非的同事。起初我同他交談不多，我不善於講話，他也一樣。我只知道他工作努力；又知道他兒女較多，家庭負擔較重。他翻譯過西方的童話，寫過普及科學知識的著作，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十分勤懇。朋友們談起來，總是讚他正直、善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裡，他和索非住在一條弄堂內，我在索非家住了一個時期，見面機會多，我們就熟起來了。這是三十年代中的事情。以後我和他們家又同住在霞飛坊裡。起初我單身住在索非家，進出弄堂，都要經過他們家後門口，孩子們看見我總要親熱地招呼；後來我去香港和內地，又回到成為「孤島」的上海，他們一家仍然平靜地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和索非，還同另一個朋友一起創辦了一份小刊物《科學趣味》，他發表了不少科學小品和科學幻想小說，不論長短文章，寫作態度都是嚴肅認真的。日本投降後，我和蕭珊帶著不到一歲的小林回來，索非已經離開上海，我和均正兄一家往來更加密切。我有事找開明書店交涉，就托他帶口信。我們經常見面，但很少長談。他忙，那時又在給開明書店編寫教科書，因家中人多，擠在一起，不方便，只好早睡，等到夜深人靜便起來寫作。他有什麼辦法呢？一家人都靠他的筆生活。他從來不發牢騷，只知道默默工作，埋頭編寫。我去找他，總是看見他那淡淡的笑容。我認為他勤勞半生不應當生活得這樣艱苦，我為他感到不平。他卻帶笑說：「以後會好起來的。」
他相信未來，是有根據的。其實我的生活也並不好，不過我一家三口人，支出少一些。我一向靠稿費生活，當時蔣介石政權的法幣不斷貶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場上可買的東西很少，鈔票存起來，不論存在銀行或者存在家裡，不到幾天就變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蕭珊眼睜睜看著鈔票化成烏有，後來也學會到林森路（淮海路）去買賣「大頭」，把鈔票換成銀元，要購買東西時再把銀元換成鈔票。我上街總要注意煙紙店門口掛的銀元（「大頭」）牌價。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均正夫婦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國華嫂在家務上經常給蕭珊出點主意幫點忙。不久解放大軍渡過長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勢更緊張，稿費的來源斷絕，我沒有收入，又沒有儲蓄，不知道怎樣度日。我和蕭珊正在為這個發愁，均正夫婦來了，告訴我們，開明書店發給他們「應變費」十天一次十塊銀元，他打算代我向書店交涉「借支版稅」。我當然同意。第二天他就給我送來大洋十元，說是借支辦法和他們一樣。我感謝他，我的困難給解決了。我大概借支了兩次「版稅」，上海就解放了，我們都有活路了。
他仍然在開明書店工作，我卻經常離開上海出席各種會議。第二年他跟著書店遷往北京，就一直住在首都，生活的確好起來了。後來開明並入新成立的中國青年出版社，他也到青年出版社工作。他參加了民主黨派，社會活動也增多了。我每年總要到他家去兩三次，見面時無所不談，卻又談不出什麼，只是互相表示關心而已。
我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他從北京來信，打算把我的童話集《長生塔》介紹給一家出版社。我把底本寄去了。過了一段時間，底本給退了回來，均正來信說他讀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給小兒子讀，小兒子也說不懂。我自己重讀了一遍，卻覺得童話並不像西方現代派作品那樣難懂。我猜想，這是他自告奮勇向出版社推薦我的童話，出版社拒絕接受，他碰了釘子就把責任放在自己肩上。我瞭解他，以後再見他時也從未提過《長生塔》的事情。
蕭珊沒有到過幸福村，也不曾見到「文化大革命」的收場，她過早地離開了人間。小林比我先去幸福村。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回到上海，在作協分會靠邊受審查的時候，小林和同學們串連到北京，她去過均正夫婦家。國華嫂告訴小林，作協分會的造反派某某人去北京「外調」到過顧家，要瞭解我的「反社會主義言行」。國華嫂氣憤地說：「不用怕，他沒有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造反派氣沖沖地走了，什麼好處也沒有撈到。她不知道所謂「外調」不過是花國家的錢做長途「旅遊」，你沒有「言行」，造反派可以替你編造言行。反正以「莫須有」的罪名定罪殺人古已有之。我的罪狀越來越多，罪名越來越大。不久我進了「牛棚」，與世隔絕，小林和蕭珊都因為我的緣故受到了批判和歧視。均正兄一家的音信斷絕了。我擔心他們也會遭到噩運。但在失去做人資格的當時，我一直過著低頭彎腰、朝不保夕的生活，哪裡敢打聽朋友們的情況。蕭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適當的治療，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過去的歲月，懷念舊時的友人，最後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從文寄給我的一封長信，她含著眼淚拿著信紙翻來覆去地看，小聲地自言自語：「還有人記得我們啊。」我多麼感謝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他從一位在我們幹校的親戚那裡打聽到我仍然住在原處，便寫了信來。幾個月後，均正兄的一個孩子出差到上海，找到我們家，給我帶來不少我們很想知道的朋友們的消息。他們一家除了他一個姐姐遭到不幸外，都平安無事。可惜蕭珊見不到他了。
這以後顧家的孩子們出差到上海，總要來我家看看。見到他們我彷彿又看見均正兄的和善的笑容，受到國華嫂熱情的接待。
「四人幫」垮臺以後，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會後我留下來看朋友，小林也到了北京。我離開十二年，對北京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車輛，都感到陌生，住在旅館裡，出門搭車全靠小林帶路，幾次去幸福村，都是小林陪同去的。第一次去，均正兄不在家，國華嫂說他在參加民主促進會的會議，不回家吃中飯，便叫小銓打電話通知他。不久他高興地回來了。久別後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親熱，似乎想說的話很多，卻不知從哪裡說起，只談了一點彼此的情況。他們夫婦的變化好像不大，「文革」期間可能比我少吃些苦頭，值得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