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仲賢先生把他寫的訪問記的剪報寄給我，我讀了兩遍，想起了一些事情。「編譯室」樓上的學習，北京某招待所樓下的長談，我都還記得。我不把他看做一個記者，在我眼前他是一位朋友，讀他的文章，我感到親切。不過他同我接觸不夠多，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清楚。我隨便談一兩件，例如我和其他幾位作家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只是為了實現「四人幫」「砸爛作家協會」的陰謀；另一方面又做給人們看：對我這個人他們也落實政策，讓我有工作做。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這之前我們在巨鹿路作家協會舊址學習。作協的名稱已經取消，合併到「文化系統四連」裡，當時常有小道消息說要把一批人送到出版社去，但我想也許會放我回家，因為我已年過七十，「文革」以前我並不在作協上班，也未拿過工資，我又無一技之長，只有一點虛名，「文革」期間連名字也搞臭了，正如造反派所說我是一隻「死老虎」，毫無用處。沒有想到，一天上午我到巨鹿路學習，那位工宣隊出身的四連黨支部書記在門口看見我，叫我跟他到樓下東廳裡去。兩年前也是在這裡，他向我宣佈「市的領導」決定，將我的問題「做人民內部處理，不戴帽子」。這是「四人幫」的語言，說「不戴帽子」，就是戴一頂你自己看不見的帽子。沒有文件，他只是翻開一個筆記本念出幾句話。我沒有抗議，也沒有質問，當時我仍然聽話，我想到「文革」前開了頭的《處女地》的改譯本，就說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點翻譯工作吧。」支部書記不曾回答，但是過兩天他在學習會上向群眾宣佈關於我的決定時，就加了一句：「做翻譯工作。」我想：「也好。」從此只要我有空便拿出《處女地》躲在樓上小屋裡工作。全書譯完了，支部書記也沒有查問過一句。這次到東廳他坐下，仍然沒有文件，連筆記本也不拿出來，只是口頭宣佈把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叫我自己去報到。我仍然沒有抗議，不過我要求單位寫封介紹信說明我年老多病的情況。他寫了一封簡訊給我。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出版社組織處報到，又給派去「編譯室」，「編譯室」是出版翻譯圖書的，當時也由人民出版社管理，從作協分配出去的人大都留在文藝編輯室，我一個人卻給派到「編譯室」，這意味著把我趕出了文藝界。
拿著組織處的通知回到家裡，我躺在籐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憶了過去幾年間的事情。對「四人幫」及其招牌口號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過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怎麼會是那樣的人？！我放棄了人的尊嚴和做人的權利，低頭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連不斷的抄家當做自己應得的懲罰。想通過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為了討別人的歡心。……我越想越後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我下了決心：不再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給別人。
第二天我去「編譯室」報到。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見我的是一位管業務的負責人。我便向他說明我身體虛弱不能工作，只參加學習，一個星期來兩個半天。他起初想說服我參加工作，我堅持有病，他終於讓步。我就這樣進了「編譯室」。和在「文化四連」一樣，我每星期二、六上午去單位參加學習，坐在辦公室的角落裡聽同志們「開無軌電車」，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到了必須表態的時候我也會鼓起勇氣講幾句話，或者照抄報上言論，或者罵罵自己。但在這裡我發言的機會不多。不像在作協或者文化幹校「牛棚」，每次學習幾乎每「人」都得開口，我拙於言辭，有時全場冷靜，主持學習的人要我講話，我講了一段，就受到了圍攻，幾個小時的學習便很容易地「混」過去了。換一個人開頭髮言也一樣受圍攻，只要容易「混」過學習時間，大家似乎都高興。到了「編譯室」，學習時間裡氣氛不太緊張，發言也比較隨便，但是我已經明白這樣耗費時間是多麼可悲的事情。
我和陳仲賢先生就是在學習會上認識的，他到「編譯室」比我遲幾個月，他經常發言，容易引起人注意，當然也有違心之論，但我覺得他是個不甘心講假話的忠厚人。即使是這樣，我也不曾同他交談，當時多認識一個人，可能多一些麻煩，說不定旁邊有人打小報告，也有可能對方就會把你出賣。多說一句話，也許會添一個罪名，增加別人揭發的材料。還有一些人小心謹慎，街上遇見熟人不是轉身躲開，就是視若無睹。陳仲賢先生說我「寓悲憤於沉默，從未說『四人幫』一句好話」。其實我那時還是一個孤○○的「牛鬼」。別人害怕同我接觸，我也怕見別人。幾年的批鬥使我習慣於「沉默」。起初我只有崇拜和迷信，後來對偶像逐漸幻滅，看夠了「軍代表」、「工宣隊」和造反派的表演，我認識陳仲賢先生的時候，的確有些悲憤。但甚至在那個時候，我也講過「四人幫」的好話，不過不是當做真話講的；至於「文革」初期由於個人崇拜，我更是心悅誠服地拜倒在「四人幫」的腳下，習慣於責罵自己、歌頌別人。即使這是當時普遍的現象，今天對人談起「十年」的經歷，我仍然無法掩蓋自己的污點。花言巧語給誰也增添不了光彩。過去的事是改變不了的。良心的責備比什麼都痛苦。想忘記卻永遠忘不了。只有把心上的傷疤露出來，我才有可能得到一點安慰。所以我應當承認，我提倡講真話還是為了自己。
最近接到友人蕭乾寄贈的《培爾．金特》，這是他翻譯的易卜生的名劇。這名著我幾十年前翻讀過，毫無印象。這次看了電視錄影，又匆匆地翻讀了譯本，感受卻大不相同。我不想在這裡談劇本，我只說，我喜歡劇中的一句台詞：「人——要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說真話，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吧。
我和陳仲賢先生都離開了「編譯室」，我說不清誰先誰後，只記得「砸爛」的作協分會復活，我也甩掉背上的包袱可以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他先後來採訪過幾次，他又回到本行做記者了。我們談得很融洽，並無顧忌，不必掩飾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很健談，但讀他的報導又嫌他下筆謹慎。他多次表示要把三十年採訪的經驗寫出來，我一再給他鼓勵，我相信講真話的書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九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