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科學家匡達人同志對我談起她的父親，我說我打算寫一篇懷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著。一年過去了，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其實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寫這篇文章。那時我剛從廣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經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國的夢》）裡加了這樣的一段話：
「對於這個我所敬愛的人的死，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後是很可怕的。他在醫生的絕望的宣告下面，躺在醫院裡等死，竟然過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許多人的眼淚都不能夠挽救他。」
《南國的夢》收在我一九三三年的遊記《旅途隨筆》裡面，是我初到廣州時寫成的。這年春天我離開上海前曾經去醫院探病，互生先生住在一家私人醫院，我到了那間單人病房，連談話的機會也沒有，他似乎在昏睡，病已沉重，說是腸癌，動過手術，效果不好。和我同去的朋友在揩眼淚，我不敢多看他那張帶著痛苦表情的瘦臉，我知道這是最後的一次了，我咬著嘴唇，輕輕地拉一下朋友的衣袖，我們走出了醫院。
在廣州我得到了互生先生的噩耗。我什麼表示也沒有，只是空下來和一位廣東朋友在一起，我們總要談互生先生的事情。
我和互生先生並不熟，我同他見面較晚也較少。可是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學生或崇拜者，他們常常用敬愛的語氣談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英雄，後來才瞭解他是一位把畢生精力貢獻給青年教育的好教師，一位有理想、有幹勁、為國為民的教育家。他只活了四十二歲，是為了他和朋友們創辦的立達學園獻出自己生命的。我沒有在立達學園待過，但我當時正住在那位廣東朋友創辦的「鄉村師範」裡，跟教師和同學們一起生活。學校設在小山腳下三座並排的舊祠堂內，像一個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一起作息，用自己的手創造出四周美麗的環境，用年輕的歌聲增添了快樂的氣氛。我作為客人住了五天，始終忘記不了在這裡見到的獻身的精神、真誠的友情、堅定的信仰和樂觀的態度，我和廣東朋友談起，說了幾句讚美的話。他說：「我是匡先生的學生，不過照他培養人、教育人的思想辦事。」我說：「要是他來看一看多好！」廣東朋友嘆息說：「不可能了。不過他的思想會鼓勵我們。」他含著眼淚加一句：「我們一定要把學校辦好。」
我相信他的決心。我想到在上海醫院裡等待死亡的匡互生先生，我忽然興奮起來：「只要思想活著，開花結果，生命就不會結束。」我卻沒有料到兩年後，這個師範學校由於省教育當局的干涉停辦了。
互生先生生活簡樸。他的家我去過一次，是一個安徽朋友帶我去的。房裡陳設簡單。學生們常來找他談話。他對他們講話，親切、詳細。我在旁邊也感覺到這是一位好心的教師，又像是一位和藹的長兄。那兩天我剛剛聽到關於他對待小偷的故事，學校廚房捉到偷煤的賊，送到他那裡，他對小偷談了一陣，給了兩塊錢，放走了，勸「他」拿這筆錢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學生宿舍捉住一個穿西裝的賊，他讓賊坐下來，同「他」長談，瞭解「他」的生活情況，好好地開導「他」，後來還給「他」介紹工作。他常說：「不要緊，他們會改好的。」我和幾個朋友都贊成他這種做法，但是我們佩服他的改造人們靈魂的決心和信心。他從不講空話，總是以身作則開導別人。
立達學園不是他一個人創辦的，可是他一個人守著崗位堅持到底。有一個學期他為學校經費到處奔走。我去過他的家不多久，那裡就被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毀掉了，學校也只剩了一個空架子。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爭中的事。停戰後我有一次和他同去江灣看立達學園的舊址，屋頂沒有了，在一間屋子裡斜立著一顆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彈，在另一處我看見一隻被狗吃剩了的人腿。我這次到江灣是來找尋侵略戰爭的遺跡；互生先生卻是來準備落實重建學園的計劃。
學校重建起來，可是互生先生的心血已經熬盡。學園七月恢復，互生先生年底就因患腸癌進醫院動手術，他起初不肯就醫，把病給耽誤了。開刀後，效果也不好。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不願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錢。我還記得在上海開明書店發行的《中學生》月刊（大概是一九三二年的吧）上讀到一篇讚美互生先生的短評，說他為學校籌款奔走，一天早晨在馬路上被車（人力車吧）撞倒，給送進醫院診治。醫生要他每天喝點白蘭地。他離開醫院後，到咖啡店喝了一杯白蘭地，花去八角。他說：「我哪裡有錢吃這樣貴重的東西？錢是學校需要的。」他以後就不再去喝白蘭地了。
手邊沒有《中學生》，我只記得短文的大意。但我忘不了他那為公忘私的精神。我把他當做照亮我前進道路的一盞燈。燈滅了，我感到損失，我感到悲痛。
還有一件事情。「一．二八」戰爭爆發後，我從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戰區，只好在兩位留日歸來的朋友的住處借宿。後來我在環龍路一家公寓裡租到一間屋子，那兩位朋友也準備搬家。沒有想到過兩天那位姓黃的朋友忽然來說，姓伍的朋友讓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我弄清楚了情況，原來伍到他友人林的住處去洗澡，剛巧法國巡捕因「共產黨嫌疑」來逮捕林的朋友鄭，結果把三個人都捉走了。朋友們到處打聽，託人設法，毫無用處，我們拿不出錢行賄。有個朋友提起匡互生，我們就去找他。他一口答應，他認識國民黨「元老」李石曾，馬上找李寫了一封保證無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響。一天大清早有人來叩我的房門，原來是互生先生。他進了房，從公文包裡掏出李的信，拿給我看，一面說：「信裡只有兩個名字，對姓鄭的不利。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寫進去。那麼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來。不用說，被捕的人都給保釋出來了。朋友伍今天還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沒有忘記五十年前的這件事情。
八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