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時候我接到《大公園》編者的信，說香港有一位讀者希望我談談我哥哥李堯林的事情。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過類似的願望，他們都是我哥哥的學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們談論他，還彷彿他活在他們的中間，那些簡單、樸素的語言給我喚起許多忘卻了的往事。我的「記憶之箱」打開了，那麼一大堆東西給傾倒了出來，我縱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地把它們放進箱內，才好關上箱子，然後加上「遺忘之鎖」。
一連兩夜我都夢見我的哥哥，還是在我們年輕的時候，醒過來我才想起我們已經分別三十七年。我這個家裡不曾有過他的腳跡。可是他那張清瘦的臉在我的眼前還是這麼親切，這麼善良，這麼鮮明。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工作多少時候，但是我的漫長的生活道路總會有一個盡頭，我也該回過頭去看看背後自己的腳印了。
我終於扭轉我的開始僵化的頸項向後望去。並不奇怪，我看到兩個人的腳印，在後面很遠、很遠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堯林總是在一起，我們冒著風雪在泥濘的路上並肩前進的情景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論在家鄉，還是在上海、南京，我們都是同住在一間屋子裡。他比我年長一歲有餘，性情開朗、樂觀。有些事還是他帶頭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唸書這個主意就是他想出來，也是他向大哥提出來的。我當時還沒有這個打算。離家後，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先在上海，後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過了兩年多的時間，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車。這以後我就開始了獨往獨來的生活，遇事不再徵求別人的意見，一切由我自己決定。朋友不多，他們對我瞭解不深，他們到我住的公寓來，大家談得熱烈，朋友去後我又感到寂寞。我去北京只是為了報考北京大學。檢查體格時醫生搖搖頭，似乎說我的肺部不好。這對我是一個意外的打擊，我並未接到不讓參加考試的通知，但是我不想進考場了。堯林不在身邊，我就輕率地做了決定，除了情緒低落外，還有一個原因，我擔心不會被錄取。
從北京我又回到南京，堯林還在那裡，他報考蘇州東吳大學，已經錄取了。他見到我很高興，並不責備，倒安慰我，還陪我去找一個同鄉的醫生。醫生說我「有肺病」，不厲害。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紹我去找那個在「法租界」開業的醫生（也是四川人，可能還是他的老師）。我在南京住了兩天，還同堯林去遊了雞鳴寺、清涼山，就到上海去了。他不久也去了蘇州。
他在蘇州唸書。我在上海養病、辦刊物、寫文章。他有時也來信勸我好好養病、少活動、讀點書。我並沒有重視他的勸告。我想到他的時候不多，我結交了一些新朋友。但偶爾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情緒不好時，我也會想到哥哥。這年寒假，我到蘇州去看他，在他們的宿舍裡住了一夜。學生們都回家去了，我沒有遇見他的同學。當時的蘇州十分安靜，我們像在南京時那樣過了一天，談了不少的話，總是談大哥和成都家中的事。我忽然問他：「你不覺得寂寞嗎？」他搖搖頭帶著微笑答道：「我習慣了。」我看得出他的笑容裡有一種苦味。他改變了。他是頭一次過著這樣冷冷清清的生活。大哥匯來的錢不多，他還要分一點給我。因此他過得更儉省，別人都走了，他留下來，勤奮地學習。我瞭解他的心情，我覺察出他有一種堅忍的力量，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成就，他可以滿足大哥的期望吧。在閒談中我向他提起一個朋友勸我去法國的事，他不反對，但他也不鼓勵我，他只說了一句：「家裡也有困難。」他講的是真話，我們那一房正走著下坡路，入不敷出，家裡人又不能改變生活方式，大哥正在進行絕望的掙扎，他把希望寄託在我們兩個兄弟的「學成歸來」。在我這方面，大哥的希望破滅了。擔子落在三哥一個人的肩頭，多麼沉重！我同情他，也敬佩他，但又可憐他，總擺脫不掉他那孤寂瘦弱的身形。我們友愛地分別了。他送給我一隻舊懷表，我放在衣袋裡帶回上海，過兩三天就發覺表不見了，不知道它是在什麼時候給扒手拿走的。
去法國的念頭不斷地折磨我，我考慮了一兩個月，終於寫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給我一筆錢做路費和在法國短期的生活費。大哥的答覆是可以想像到的：家中並不寬裕，籌款困難，借債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話我聽不進去，我繼續寫信要求。大哥心軟，不願一口拒絕，要三哥勸我推遲赴法行期兩三年。我當時很固執，不肯讓步。三哥寫過兩封信勸我多加考慮，要我體諒大哥的處境和苦衷。我堅持要走。大哥後來表示願意籌款，只要求我和三哥回家談談，讓我們瞭解家中經濟情況。這倒叫三哥為難了。我們兩個都不願回家。我擔心大家庭人多議論多，會改變大哥的決定。三哥想，出外三年，成績不大，還不如把旅行的時間花在唸書上面，因此他支持我的意見。最後大哥匯了錢給我。我委託上海環球學生會辦好出國手續，領到護照，買到船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坐海輪離開了上海。
出發前夕，我收到三哥的信（這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寫道：
「你這次動身，我不能來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攝。以後你應當多寫信來，特別是寄家中的信要寫得越詳越好。你自來性子很執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應當好好的處，不要得罪人使人難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兄年長、經驗足，你遇事最好虛心請教。你到法國後應當以讀書為重，外事少管，因為做事的機會將來很多，而讀書的機會卻只有現在很短的時間。對你自己的身體也應當特別注意，有暇不妨多運動，免得生病……」
這些話並不是我當時容易聽得進去的。
＜二＞
以上的話全寫在我住院以前。腿傷以後，我就不可能再寫下去了。但是在我的腦子裡哥哥的形象仍然時常出現。我也想到有關他的種種往事，有些想過就不再記起，有些不斷地往來我的眼前。我有一種感覺：他一直在我的身邊。
於是我找出八個月前中斷的舊稿繼續寫下去。
……我去法國，我跟三哥越離越遠，來往信件也就越少。我來到巴黎接觸各種新的事物。他在國內也變換了新的環境。他到了北平轉學燕京大學。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過隱居似的學習和寫作的生活。家中發生困難，不能匯款接濟，我便靠譯書換取稿費度日，在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學寄食寄宿，收費很少。有一個住在舊金山的華僑工人鍾時偶爾也寄錢幫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國的路費就是他匯給我的。
我回國後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況比我想像的差得多。他不單是一個「苦學生」，除了唸書他還做別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學家中當同學弟弟的家庭教師，領一點薪金來繳納學費和維持生活。他從來沒有向人訴苦，也不悲觀，他的學習成績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來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幾個親戚來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義約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沒有來，因為他在暑假期間要給同學的弟弟補習功課。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我在去信中並不曾替他解決，本來我應當向大哥提出給他匯寄路費的事。總之，他錯過了同大哥見面的機會。
一九三○年他終於在燕京大學畢了業，考進了南開中學做英語教師。他在燕京大學學習了兩個科目：英語和英語教學，因此教英語他很有興趣。他借了債，做了兩套西裝，「走馬上任」。
作為教師，他做出了成績，他努力工作，跟同學們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為他高興。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災禍來了，大哥因破產自殺，留下一個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從成都發來的電報。他主動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擔子需要人來挑，就讓他來挑吧。他答應按月寄款回家，從來不曾失過信，一直到抗戰爆發的時候。去年我的侄兒還回憶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匯款的情況。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從天津來看我，我拉他同去遊了西湖，然後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樣，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車。我們在一起沒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交換意見。我的小說《激流》早已在上海《時報》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對「家」的看法。我說，我不願意為家庭放棄自己的主張。他卻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擔子，我當時也想像得到他承擔了多大的犧牲。後來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學校裡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學季刊社，他也來看過我。同他接觸較多，瞭解也較深，我才知道我過去所想像的實在很淺。他不單是承擔了大的犧牲，應當說，他放棄了自己的一切。他背著一個沉重的（對他說來是相當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麼困難！他毫不後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夢。
他甘心做一個窮教員，安分守己，認真工作。看電影是他唯一的娛樂；青年學生是他的忠實朋友，他為他們花費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輕時候的勇氣和銳氣完全消失了。他是那麼善良，那麼純真。他不願意傷害任何人，我知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