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九十九》是在七月十八日寫成的。在文章的結尾我引用了朋友汝龍（翻譯家）來信中的話。發表私人通信，沒有事先徵求本人同意，我應當向寫信人道歉。在某一個長時期，私人信件常常成為個人的罪證。我有一位有才華、有見識的朋友，他喜歡寫長信發議論。反右期間一個朋友把他的信件交給上級，他終於成了「右派」。後來他的「右派」帽子給摘掉了。過了幾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個做教授的朋友給抄了家，拿走了他的一疊信，造反派學生根據信件又抄了他的家，並促成他的死亡。所以到今天，還有人不願寫信，不願保留信件。
但是那樣的日子是不會再來的了。今天人們可以隨意講心裡的話。汝龍也不願意在我面前把心遮掩起來。那麼讓我再從他的信中抄錄幾句：
「我知道他死訊的那天晚上通宵沒睡，眼前總像看見他那張蒼白的臉，他那充滿焦慮的目光，他那很舊的黑色提包，他那用手絹包著的錢，我甚至覺得我再活下去也沒意思了。……」
汝龍是少見的真摯的人，他一定沒有忘記那十年中間種種奇怪的遭遇。我也忘記不了許多事情，許多嘴臉，許多人的變化。像李健吾那樣的形象，我卻很少看見。讀了汝龍的信，我很激動。那十年中間我很少想到別人，見著熟人也故意躲開，說是怕連累別人，其實是害怕牽連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我不會像健吾那樣在那種時候不顧自己去幫助人。
我變了！我熟悉自己在「文革」期間的精神狀態，我明白這就是我的所謂「改造」。我參加「運動」還不算太多，但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把一個「怕」字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上。結果一切都為保護自己，今天說東，明天說西，這算是什麼作家呢？當然寫不出東西來。想起健吾，想起汝龍信中描繪的形象，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著，一下！一下！
汝龍不是悲觀主義者。他可能因為看見好人的死亡而感到絕望。這絕望只能是暫時的，不然他怎麼能長期伏案勤勤懇懇地翻譯契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呢？在這一點上我和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一個好人死了，自己活下去也沒有意思了。我卻認為一個好人死了，我們更有責任、更有意思「再活下去」，因為可以做的事、應該做的事更多了。儘管十年「文革」至今還給我帶來血淋淋的噩夢，但長時期的折磨卻使我更加懂得生活的意義，使我更加熱愛生活。
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著不是為了「撈一把進去」，而是為了「掏一把出來」。
好人？壞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釋，但是我們國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來」的人。
七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