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房裡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夢，二怕失眠。入院初期我多做怪夢，把「牽引架」當做邪惡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兒子、女婿或者親戚，要他們毀掉它或者把它搬開，我自己沒有力量「拿著長矛」跟「牽引架」決鬥，只好求助於他們。怪夢起不了作用，我規規矩矩地在牽引架上給拴了整整兩個月。
這以後牽引架給撤銷了。夢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來了。我這人也有點古怪，左腿給拴在架上時，雖然連做夢也要跟牽引架鬥，可是我卻把希望和信心放在這個「最保守、最保險」的治療方法上，我很樂觀。等到架子自動地搬走，孩子買了蛋糕來為我慶祝之後，希望逐漸變成了疑惑，我開始了胡思亂想，越想越複雜，越想越亂，對所謂「最保險」也有了自己的解釋：只要摔斷的骨頭長好，能夠活下去，讓八十歲的人平安地度過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輪椅活動，已經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這個解釋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辯論，我反駁自己，最後我感到了疲倦，就望著天花板出神。我的病房裡有一盞檯燈整夜開著放在地板上。兩個月「牽引」的結果使我的腦袋幾乎不能轉動，躺在床上習慣於仰望一個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著天明。六點以後醫院開始活動起來。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飯，服了藥。我不由己地閉上了眼睛，動了一整夜的腦筋，我的精力已經耗盡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著呼嚕睡了一陣之後，再睜開眼，接班的人來了。我可以知道一些家裡的事，可以向他問話，要他讀信給我聽。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兒和侄女。她們兩個在兩點鐘護士量過體溫後給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寫信，陪我見客，在我講話吃力的時候代我答話，送走索稿和要求題詞、題字的人。她們照料我吃過晚飯，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來才離開病房。不知怎樣，看見她們離開，我總感到依依不捨。大概是因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來了。
這就是「牽引」撤銷後我在病房裡一天的生活。當然，護士每天來鋪床送藥；醫生來查病房，鼓勵我自己鍛煉，因為我年近八十，對我要求不嚴格，我又有惰性，就採取自由化態度，效果並不好。醫生忙，看見我不需要什麼，在病房裡耽擱的時間越來越短，也不常來查病房，因此我兒子斷定我可以出院了。
在這段時期，我已經部分地解決了失眠的問題。每晚我服兩片「安定」，可以酣睡三四小時，兒子的想法又幫助我放寬了心：既然可以出院，病就不要緊了。情緒又逐漸好起來。不過偶爾也會產生一點疑惑：這樣出院，怎樣生活、怎樣活動呢？但是朋友們不斷地安慰我，醫生也不斷地安慰我：「你的進步是已經很快的了。」大家都這樣說，我也開始這樣相信。
就這樣病房裡的日子更加好過了。
只有一件事使我苦惱：不論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籐椅上，我都無法看書，看不進去，連報紙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經常有一盞天花板上的大電燈。我甚至把這個習慣帶回家中。
因為我「不能」看報、看信，所以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去年十一月七日住進醫院時，只知道朋友李健吾高高興興地游過四川，又兩去西安，身心都不錯，說是「練了氣功」，得益非小。我也相信這類傳說。萬想不到半個月後，就在這個月二十四日他離開了人世。噩耗沒有能傳到病房，孩子們封鎖了消息，他們以為我受不住這樣的打擊。我一無所知，幾個月中間，我從未把健吾同「死」字連在一起。有一本新作出版，我還躺在病床上寫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後來有一次柯靈來探病，他談起健吾，問我是否知道健吾的事。我說知道，他去四川跑過不少地方。柯靈又說：「他這樣去得還是幸福。」我說：「他得力於氣功。」柯靈感到奇怪，還要談下去，我女兒打斷了他的話，偷偷告訴他，我根本不知道健吾的死訊。我一直以為他活得健康，又過若干時候，一個朋友從北京回來忽然講起健吾的沒有痛苦的死亡，我才恍然大悟。我責備我女兒，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講起來，他們那輩人、連長他們一輩的我的兄弟都擔心我受不了這個打擊，相信「封鎖消息」，不說不聽，就可以使我得到保護。這種想法未免有點自私。
再過一些日子，健吾的大女兒維音來上海出差，到醫院看我。幾年前我還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時候，她也曾到上海出差，夜晚第一次到我家，給我帶來人民幣五百元，那是汝龍送的款子。汝龍後來在信上說是健吾的主意。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兒也出差來上海，帶給我健吾的三百元贈款。在我困難的時候，朋友們默默地送來幫助。在病房中重見維音，我帶眼淚結結巴巴地講她父親「雪中送炭」的友情，十分激動。曹禺也在病房，他不瞭解我的心情，卻擔心我的健康，我的女婿也是這樣。聽維音談她父親的最後情況，我才知道他在沙發上休息時永閉眼睛，似乎並無痛苦，其實他在去世前一兩天已經感到不舒服。維音曾「開後門」陪著父親到兩家醫院，請專科醫生檢查。他們都輕易斷定心臟沒有問題。病人也無話可說，回到家裡一天以後就跟親人永別。
維音講起來很痛苦，我聽起來很痛苦，但是我多麼需要知道這一切啊！曹禺怕我動了感情，會發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擔心我支持不下去，他聽說維音還要去看健吾的另一個老友陳西禾（住在二樓內科病房），便借口探病的時間快結束，催她趕快下樓。維音沒有能把話講完就匆匆地走了，曹禺也放心地離開我。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健吾的事情。首先我對維音感到抱歉，沒有讓她講完她心裡的話。關於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對我毫無私心，真正把我當做忠實朋友看待的。現在我仰臥在床上，寫字吃力，看報困難，關於他，我能夠寫些什麼呢？他五十幾年的工作積累、文學成就，人所共睹。我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他的家裡，他要我給他的《劇作選》題封面，我說我的字寫得壞，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寫，我堅決不肯，他說：「你當初為什麼要把它們介紹給讀者呢？」我們兩人都不再講話。最後還是我讓了步，答應了他，他才高興。現在回想起來，我多麼後悔，為什麼為這點小事同他爭論呢？
我想起了汝龍的一封信，這是我在病中讀過幾遍的少數幾封信中的一封。信裡有這樣一段令人難忘的話：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我們左鄰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氣十分緊張，不料有一天他來了。那時我……一家人擠在兩間小屋裡，很狼狽。……他從提包裡拿出一個小包，說，『這是二百元，你留著過日子吧。』……我自以為有罪，該吃苦，就沒要。他默默地走了。那時候我的親友都斷了來往，他的處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風險，特意來拉我一把。」
汝龍接著感嘆地說：「黃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這一步不是容易的啊！」
在病房裡想有關健吾的往事，想了幾天，始終忘不了汝龍的這兩句話。對健吾，它們應該是最適當的悼詞了。
黃金般的心是不會從人間消失的。在病房不眠的夜裡，我不斷地念著這個敬愛的名字：「健吾！」
七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