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瑞士作家馬德蘭．桑契女士最近訪問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問題。她這樣寫道：
「我一九七五年來過中國。當時我要求會見作家、訪問出版社，不成。我要求給我文學作品閱讀，我卻為人們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貧乏而感到吃驚……其中敘述了革命，但並沒有文學，或者至少沒有我們西方人所謂的『文學』。
「現在，在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變化？形式在中國是不是也變得重要起來了？您是怎樣看待這個變化的？您說過：「要相信未來。未來將是美好的。」您怎樣看這未來呢？中國目前出現的西方化的傾向太顯著，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一些苗頭，您以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鳴放期間我寫過文章，勸人運用獨立思考。不久反右運動開始，我又否定了自己。後來吹起了一陣暖風，我的思想稍微活動起來，於是「文革」發生，我被打翻在地，還有一隻腳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動彈不得。「四人幫」垮臺以後，我又站了起來，而且能順著自己的思路想問題了。對每件事我都有個人的看法，對有的問題我考慮得多一些，有的考慮得少一些，不過總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慮。我常常想，最好等考慮成熟了再開口講話，但實際上我常常被逼著發表不成熟的意見。我想既然給逼上梁山，那就說吧，橫豎是說自己的話，說錯了就認錯，受到責難，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書桌上亂紙堆中睡了十多天，終於給找了出來。無法避開她的問題，我寫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動不便，沒有能接待您，請原諒。您要我『用書面回答』您的問題，我寫字困難，只能簡單地寫一點；而且，當然，只講我個人的看法。作為一個中國作家講話時，我也並不代表別人。
「一九七五年在『四人幫』專政下，我還是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一個『新社會』的『賤民』，我早已被趕出了文藝界，您當然不會見到我。您也不會見到別的寫過文學作品的作家，因為他們全給趕到『五．七』幹校或者別的地方勞動去了。『四人幫』用極左的『革命』理論、群眾鬥爭和殘酷刑罰推行了種種歪理：知識罪惡，文化反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加速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他們害怕反映真實生活的文藝，他們迫害講真話的作家。他們開辦『工廠』，用自己發明的『三突出』、『三結合』等等『機器』製造大批『文藝作品』，他們得意地吹噓『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結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們製造的『作品』都是他們用來進行政治陰謀的工具。在那一段時期出現的『作品』裡，既沒有生活，也沒有革命，更沒有文學。有的只是謊言。不到十年，它們全給扔進了垃圾箱。
「現在的確有了像您所說的那種根本的變化。『四人幫』垮臺了，他們的『陰謀文藝』破產了。作家們又站了起來，再一次拿起了筆，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在五十年代被錯劃為『右派』的作家們也給恢復了名譽，重新得到執筆的權利和自由。大家都在勤奮地寫作。幾年來出現了相當多的文藝刊物，相當多的新作家，不用說，還有讀不完的各種各樣的新作品。作品很多，當然有好有壞，但好的並不少，我只讀過其中的一小部分，卻保留著很深的印象：這裡有生活，有革命，也有文學；而且還有作家們的辛勤勞動和獨立思考。作家們各有各的風格，各人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寫自己瞭解的人物，生活多種多樣，人物也有不同的光彩。在這些作品中我看到我日常接觸的平凡人物，我發現我的同胞們的優美心靈。我很高興，我看到了百花初放的景象。這不過是一個開始，我把希望寄託於未來，我說『前程似錦』（『未來將是美好的』），我是有理由的。那許多經過十年『文革』的磨煉，能夠用獨立思考、願意忠實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一定會寫出更多、更好、更深刻的作品。當然也會有不少的阻力。但是大多數作家寫作，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是想改善周圍的生活，使生活變得美好，使自己變得對社會、對人民更有用。現實生活培養了作家，它像一根鞭子逼著作家寫作、前進。認真的作家是阻力所難不倒的。
「用不著擔心形式的問題。我個人始終認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為內容服務的。在寫作的道路上中國作家從未停止探索，總想找到一種能夠更準確地表達自己思想、使它打動人心的形式，就像戰士們總想找到一件得心應手的武器。讓他們自己挑選吧。讀者們的銳利的眼光正在注視他們。
「至於西方化的問題，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我們在談論文學作品，在這方面我還看不出什麼『西方化』的危機。拿我本人為例，在中國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響比較深，我是照西方小說的形式寫我的處女作的，以後也就順著這條道路走去。但我筆下的絕大多數人物始終是中國人，他們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國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舊作，我並不覺得我用的那種形式跟我所寫的內容不協調，不適應。我的作品來自中國社會生活，為中國讀者所接受，它們是中國的東西，也是我自己的東西。我沒有採用我們祖先用慣了的舊形式。我正是為了反對舊社會制度，有志改善舊生活、改變舊形式，才拿筆寫作的。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現手法，他們有創新的權利。他們或成功或失敗，讀者是最好的評論員。作家因為創新而遭受長期迫害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部作品發表以後就成為社會的東西，好的流傳後世，不好的自行消亡。不論來自東方或者西方，它屬於人類，任何人都有權受它的影響，從它得到益處。現在不再是『四人幫』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時代了。交通發達，距離縮短，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互相影響，互相受益。總會有一些改變。即使來一個文化大競賽，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險，因此我不在信裡談克服所謂『西方化傾向』的問題了。」
十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