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知道魏以達同志把我的《家》譯成了世界語後十分高興。三十年代中我曾經想望我的長篇小說有一個世界語譯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動手試一下。那個時候我經常接觸世界語書刊，使用世界語的機會較多。可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不夠嚴格，下不了決心，害怕開了頭完成不了，一天拖一天，後來別的事情多起來，我和世界語接觸的時間越來越少，對世界語又由熟悉變為生疏，也不能再做翻譯自己作品的考慮了。
四十幾年過去了。中間我經歷了八年抗戰和十載「文革」，但是我對世界語的感情卻始終不減。我為近四十多年來世界語運動的發展感到興奮。我個人的心願也並不曾落空，我想做而沒有能做的事情魏以達同志替我做了，而且做得好。他不是按照英文刪節本翻譯，他根據的是我在一九五七年改訂過的中文原本（一九七七年版）。我希望什麼時候也出現一個完全的英譯本！我不喜歡整章的刪節。
《家》不是自傳體的小說，不過我在書中寫了一些真正發生過的事情。像高家那樣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國似乎已經絕跡，但封建社會的流毒還像污泥濁水積在我們的院內牆角，需要我們進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鬥爭，才能把它們掃除乾淨。有一個時期連我自己也誤認為我的小說早已「過時」，可是今天我還感覺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斬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小說並沒有「過時」。
當然它總有一天要「過時」，我是指到了污水給打掃乾淨的時候。但新社會總是在舊社會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要瞭解今天的人，就不能忘記昨天的事，我們都是從昨天走過來的。對我來說，《家》今天還是警鐘，多麼響亮的警鐘！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
以上是《家》的世界語譯本的序文。在翻譯這小說的時候，譯者曾來信要我為譯本寫篇短序，我說我為《家》的重印本和一些外文譯本一共寫了十篇以上的序，說來說去，意思相差不多，我不想再炒冷飯，決定不寫什麼了。後來見到譯者，我也表示了這樣的意見。這次出版社準備發稿，來信中又談起了寫序的事，我一口答應，動筆寫了六七百字，過兩天就寄出去了。
唯一的原因是：我有話要講。但在序文裡我只是簡單地講了幾句，我害怕讀者會感到厭煩。我讀小說就不看什麼前言、後記，特別不喜歡那些長篇大論。
在短短的序文裡我講了兩件事情：一，我對世界語仍然有感情；二，我不喜歡刪節過的英譯本《家》。
先談世界語，一九二一年我在成都的《半月》上發表了一篇短文《世界語之特點》。當時我不到十七歲，還沒有開始認真學習世界語，我只是在這之前在上海出版的什麼雜誌上讀過宣傳世界語的文章，自己很感興趣，就半抄半寫，成了這篇短文。短文發表以後，有一位在高級師範唸書的朝鮮學生拿著《半月》來找我商談開辦世界語講習班的事。我只好告訴他，我寫文章是為了宣傳，我手邊連一冊課本也沒有。他也懂得不多。因此講習班終於沒有辦起來。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唸書，找到了世界語課本，便開始學習，每天一小時，從不間斷。讀完課本，我又寄錢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語書店」，函購國外出版的世界語書籍。仍然每天一小時（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幫助（我有一本英國愛丁堡出版的世界語—英語小字典），一個字也不放過。一本書讀完，我又讀第二本。那家唯一的世界語書店裡只有寥寥的幾十種書，不過也能滿足我的需要。它有什麼書，我就買什麼書。首先我讀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選》，這是創始人柴門霍甫編譯的。接著我又讀了《波蘭作品選》、《安徒生童話集》和別的一些書，如卜利瓦特的《柴門霍甫傳》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語了，在通信、寫文章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開始用世界語翻譯了一些文學作品，但也不過薄薄的四五本，其中有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用世界語寫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此外，我還為上海世界語學會編輯了幾期《綠光》雜誌，在上面發表了兩三篇像《世界語文學論》那樣的文章，談個人的印象，當然很不全面，因為我讀書有限，只讀了學會的半個書櫥的藏書，而且不久連這些書也被「一．二八」侵滬日軍的炮火毀得乾乾淨淨。這個學會在閘北的會所給燒光之後另在「法租界」租了一間屋子，繼續活動了一些時候，到一九三三年就「自行消亡」了。
以後成立了新的世界語學會，但是我已經離開了運動。我是舊學會的會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從法國回來不久參加了學會，後來又當選為理事。在「文革」期間「巴金專案組」的人審訊我的時候，就揪住這個「理事」，這個「會員」不肯放。他們問來問去，調查來調查去，我在解放前就只參加過兩個團體，另一個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我也是這個協會的理事，別的我再也編造不出來，他們夢想發現什麼「反動集團」，結果毫無收穫，幸而他們只會使用斥罵、侮辱這一類的手段，沒有採用嚴刑拷打（文藝界中吃過這樣苦頭的人確實不少），否則我也不可能在這裡漫談對世界語的感情了。這感情今天還存在。雖然我已經沒有精力繼續做從前做過的那些工作，但是我仍然關心世界語的事業，並且願意為它的發展盡一份力量。
再過五年，一九八七年，將是世界語誕生的一百週年。一百年！它應當有更大的發展。
＜三＞
關於《家》，幾十年中間我講了不少，現在似乎無話可說，其實也用不著我饒舌了。
這次我在序文裡提到英譯本中整章的刪節，並且表了態，只是因為編輯同志來信說：「我們發現英文版有較大的刪改，據說是你親自為外文版刪改的。」他們「徵求」我的意見：世界語版的內容以中文原本為根據，還是按照刪改過的英文版。
這樣一來，我不得不表態了。其實我早就應該講話。從一開始我就不滿意那樣的刪改法。但刪改全由我自己動筆，當時我只是根據別人的意見，完全丟開了自己的思考。這「別人」便是中文底本的責任編輯，由他同我聯繫，底本大概也由他定稿。他的理由似乎是：一切為了宣傳，凡是不利於宣傳的都給刪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纏小腳等等等等。他的意見我全部接受。大段大段地刪除，雖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說會使人相信在中國不曾有過隨地吐痰和女人纏腳的事，收到宣傳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滿足，而且英譯本早日出版，還滿足了我的虛榮心。此外，我還有一張護身符：「政治標準第一」嘛。我在「雙百」方針發表前交出了刪改本，英譯本則在反右運動後出版，我害怕犯錯誤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一個作家，不愛護自己的作品，卻拿它來獵取名利，這也是一件可恥的事。英譯本可以說是照出我的「尊容」的一面鏡子。讓我牢牢記住這個教訓吧。
現在，我的座右銘是：
「盡可能多說真話；
盡可能少做違心的事。」
十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