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我為《寒夜》——挪威文譯本寫了如下的序言：
我知道我的小說《寒夜》已經被譯成挪威文，友人葉君健問我是否願意為這個新譯本寫序，我當然願意。
《寒夜》脫稿於一九四六年的最後一天。一九六○年冬天在成都校閱自己的《文集》時，我又把全書修改了一遍。一個多月前我新編自己的《選集》（十卷本），又一次讀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樣激動。我不能不想到自己過去常說的一句話：「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我彷彿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慶了。
我當時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國路上一座破破爛爛的炸後修復的「大樓」。我四周的建築物、街道、人同市聲就和小說中的一樣。那些年我經常兼做校對的工作，不過我靠稿費生活，比汪文宣的情況好一些。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寫汪文宣的時候也放進了一些自己的東西。最近三四年來我幾次對人說，要是我沒有走上文學道路（我由於偶然的機會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樣的結局。我的一個哥哥和幾個朋友都死於肺結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過著相當悲慘的生活。在戰時的重慶和其他所謂「大後方」，知識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艱苦的。小說裡的描寫並沒有一點誇張。我要寫真實，而且也只能寫真實。我心中充滿悲憤。我不想為自己增添榮譽，我要為受難人鳴冤叫屈。我說，我要控訴。的確，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我提出了控訴（Jaccuse）。我不是在鞭撻這個忠厚老實、逆來順受的讀書人，我是在控訴那個一天天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個「斯文掃地」的社會。寫完了《寒夜》，我有一種輕鬆的感覺，我把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徹底地否定了。
關於《寒夜》，過去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悲觀絕望的書；一說是充滿希望的書，我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可以說是常常跟著評論家走。現在我頭腦清醒多了。我要說它是一本充滿希望的書，因為舊的滅亡，新的誕生；黑暗過去，黎明到來。究竟怎樣，挪威的讀者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我很高興挪威的讀者通過我的小說接觸到我國舊知識分子正直善良的心靈，瞭解他們過去艱苦的生活和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道路。互相瞭解是增進人民友誼的最好手段，倘使我的小說能夠在這方面起一些作用，那我就十分滿意了。（一九八一年二月三十日）」
序言寫到這裡為止，想說的話本來很多，但在一篇序文裡也沒有說盡的必要，留點餘地讓讀者自己想想也是好的。
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地替知識分子講話。在一九四三年寫的《火》第三部裡面，我就替大學教授打過抱不平。小說裡有這樣一段話：「現在做個教授也實在太苦了，靠那點薪水養活一家人，連飯也吃不飽，哪裡還有精神做學問？我們剛才碰見歷史系的高君允提個籃子在買菜，臉黃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裝，真像上海的小癟三。」昆明的大學生背後這樣地議論他們的老師，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學生看不起老師，因為他們會跑單幫，做生意，囤積居奇，賺大錢，老師都是些書獃子，不會做這種事。在那個社會知識無用，金錢萬能，許多人做著發財的美夢，心地善良的人不容易得到溫飽。錢可以賺來更多的錢，書卻常常給人帶來不幸。在《寒夜》中我寫了四十年代前半期重慶的一些事情。當時即使是不大不小的文官，只要沒有實權，靠正當收入過日子，也談不到舒適。我有幾個朋友在國民黨的行政院當參事或者其他機關擔任類似的職務或名義，幾個人合租了一座危樓（前院炸掉了，剩下後院一座樓房）。我住在郊外，有時進城過夜，就住在他們那裡，樓房的底層也受到炸彈的損害，他們全住在樓上。我在那裡吃過一頓飯，吃的平價米還是靠他們的「特權」買來的，售價低，可是稗子、沙子不少，吃起來難下嚥。這些販賣知識、給別人用來裝飾門面的官僚不能跟握槍桿子的官相比，更不能跟掌握實權的大官相比，他們也只是勉強活下去，不會受凍挨餓罷了。
那幾年在抗戰的大後方，我見到的、感受到的就是這樣：知識分子受苦，知識受到輕視。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負，生活也越苦。人有見識、有是非觀念，不肯隨波逐流，會處處受歧視。愛說真話常常被認為喜歡發牢騷，更容易受排擠，遭冷落。在那樣的社會裡我能夠活下去，因為（一）我拚命寫作，（二）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沒有家庭的拖累。結婚時我們不曾請一桌客，買一件傢俱，婚後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飯。沒有人譏笑我們寒傖，反正社會瞧不起我們，讓我們自生自滅，好像它不需要我們一樣。幸而我並不看輕自己，我堅持奮鬥。我也不看輕知識，我不斷地積累知識。我用知識作武器在舊社會進行鬥爭。有一段長時期汪文宣那樣的命運像一團黑影一直在我的頭上盤旋。我沒有屈服。我寫《寒夜》，也是在進行鬥爭，我為著自己的生存在掙扎。我並沒有把握取得勝利，但是我知道要是鬆一口氣放棄了鬥爭，我就會落進黑暗的深淵。說句心裡話，寫了這本小說，我首先挽救了自己。輕視文化、輕視知識的舊社會終於結束了，我卻活到現在，見到了光明。
在三十年代我也寫過一些關於中國知識分子不幸遭遇的短篇，如《愛的十字架》、《春雨》等。但是我還寫過批判、鞭撻知識分子的小說如《知識階級》、《沉落》，就只這兩篇，目標都是對準當時北平的準備做官的少數教授們。我寫《沉落》，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把稿子交給河清（即黃源，他幫助鄭振鐸和傅東華編輯《文學》月刊）後不久，我就到日本去了。我的一個好朋友讀了我的小說很生氣，從北平寫長信來批評我。他嚴厲地責問我：寫文章難道是為著洩氣（發洩氣憤）？！我把他的勸告原封退還，在橫濱寫了一篇散文答覆他，散文的標題也是《沉落》。在文章裡我說，我「所攻擊的是一種傾向，一種風氣：這風氣，這傾向正是把我們民族推到深淵裡去的努力之一」。但是我不曾說明，小說中的那位教授是有所指的，指一位當時北平知識界的「領袖人物」。我並未揭發他的「隱私」，小說中也沒有什麼「影射」的情節，我只是把他作為「一種傾向、一種風氣」的代表人物來批判，進一番勸告。他本人當然聽不進我這種勸告。我那位好友也不會被我說服。我記得我們還通過長信進行辯論，誰也不肯認輸。不過這辯論並沒有損害我們之間的友誼。後來我的小說給編進集子在讀者中間繼續流傳，朋友對我也採取了寬大的態度。至於小說中的主人公，他繼續「沉落」下去。不過幾年他做了漢奸。再過幾年，他被判刑、坐牢。我曾經喜歡過他的散文，搜集了不少他的集子，其中一部分還保存在我的書櫥裡。但是對於我他只是黑暗深淵裡的一個鬼魂。我常常想，人為什麼要這樣糟蹋自己？！但「沉落」下去的畢竟是極少數的人。
這「沉落」的路當然不會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經過了八年的抗戰，我們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是經受得住這血和火的考驗的。即使是可憐的小人物汪文宣吧，他受盡了那麼難熬的痛苦，也不曾出賣靈魂。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以後有機會我還想談一談，現在用不著多講了。
中國人民永遠忘記不了聞一多教授。
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