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築摩書房要出版《隨想錄》的日文譯本，主持人柏原先生和譯者來信徵求意見，並要我為日譯本寫一短序。我感謝他們把我的著作介紹給日本的讀者。我回信說，還有一位刈間先生也在翻譯這兩本小書，我也同意了。至於寫序的事，我說身體不好，寫字困難，不寫什麼了。
我講的是真實情況。但是回信寄出以後，傍晚在院子裡散步，我想起了這兩三年的生活和著作，特別是那兩本引起了強烈反應的《隨想錄》，我的心也不平靜。我擔心日本的讀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覺得我應該向他們講幾句話，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掏出自己的心。
我說過我要寫五本《隨想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意外地「闖進」文壇，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結束文學生活之前，我應當記下我對藝術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個人的獨特的看法。通過了幾十年的創作實踐，經歷了多少次的大小失敗，我總算懂得一點創作的甘苦吧，我也有權向讀者談談它們。
日本的讀者也知道我們經歷了十年的浩劫，但是這浩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可能也講不清楚。我以為不是身歷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靈魂、不願暴露自己醜態，就不能理解這所謂十年浩劫。兩年前我在東京同木下順二先生對談，我說我們吃夠了苦頭，可是別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十年浩劫是和全人類有關的大事。我們的慘痛的經驗可以幫助人們瞭解「極左」的空話會把人引到什麼地方去。我又說，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呢？我們沒有一個人逃掉，大家死裡逃生、受盡磨煉，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寫下我們的經驗，不僅是為我們自己，也是為了別人，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讓這種「浩劫」再一次發生。我對日本作家說我們歷盡艱辛，也可以引以為驕傲。去年九月在巴黎一位法國漢學家對我說：「你們遭逢了那樣的不幸，卻能夠堅持下來活到今天，值得尊敬。」我說：「我出盡了丑，想起來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他嚴肅地堅持說：「還是值得尊敬。」我聽說那個時候在巴黎也有人搞起「五月風暴」。
他的聲音還在我的耳邊。我要求的並不是「尊敬」。我希望的是心的平靜。只有把想說的話全說出來，只有把堆積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幾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講得明明白白，我才會得到心的平靜。
我經常思考那位漢學家的談話，我感覺到在十年的慘痛生活中我並不是一無所得，我的心靈中多了一樣東西。它是什麼，連我自己也說不明白。但是它在發光，它在沸騰，它在成長。我也要挖出它來，才能結束我的《隨想錄》。
是的，我還要續寫《隨想錄》。我是從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寫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靈魂。必須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難。寫下去並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樣，我要努力寫，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會是白費的。
前些時候有人批評《隨想錄》「忽略了文學技巧」。我不想替我的小書辯護，不過我要聲明：我也不是空手「闖進」文壇，對一個作家來說，更重要的是藝術的良心。《隨想錄》便可以給我的話作證。
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