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淑（世彌）逝世後十一年，她的丈夫馬宗融也離開了人世。他是按照回族的習慣，舉行公葬儀式，埋在回民公墓的。宗融死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正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大家都有不少的事情，沒有人拉住我寫悼念文章。他的兩個孩子住在我們家裡，有時我同他們談過話，靜下來我的眼前便會出現那位長兄似的友人的高大身影，我忍受不了這分別，我又不能向他的孩子訴說我的痛苦，為了平靜我的感情的波濤，我對自己說：「寫吧，寫下你心裡的話，你會覺得好受些。」我過去的懷念文章大都是懷著這種心情寫成的。但是這一次我卻靜不下心來，一直沒有寫，新的繁忙的工作佔去了我的大部分時間，事情多了起來，人就顧不得懷舊了。這樣地一拖就是幾年、甚至幾十年。三十三年了！這中間我常有一種負債的感覺，彷彿欠了「馬大哥」一筆債。我想還債，但是越拖下去，我越是缺乏拿筆的勇氣，因為時間越久，印象越淡，記憶也越模糊，下筆就不那麼容易。儘管欠債的感覺還常來折磨我，我已經決定擱筆不寫了。
現在是深夜十一點一刻鐘，又是今年第一個寒冷的夜，我坐在書桌前手僵腳凍。四周沒有一點聲音。我不想動，也不想睡，我願意就這樣地坐下去。但是我的腦子動得厲害，它幾十年前前後後來回地跑。我分明聽見好些熟人講話的聲音，久別了的亡友在我的眼前一一重現。為什麼？為什麼？……難道我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就要參加他們的行列？難道我真的不能再做任何事情必須撒手而去？不，不！我想起來了。在我不少悼念的文章裡都有類似這樣的話：我不單是埋葬死者，我也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不會在亡友的墓前說假話，我背後已經築起了一座高墳，為了準備給自己這一生作總結，我在挖這座墳，挖出自己的過去，也挖出了親友們的遺物。
我又一次看見了馬宗融大哥，看見他那非常和藹的笑容。他說：「你好嗎？這些年？」他在我背後的沙發上坐下來，接下去又說：「我們替你擔心啊！」多麼親切的聲音。我站起來喚一聲「馬大哥！」我回過頭去，眼前只有一屋子的書刊和信件，連沙發上也凌亂地堆著新書和報紙，房裡再沒有其他的人，我的想像走得太遠了。怎麼辦呢？關在自己的屋子裡，對著四壁的舊書，沒有爐火，沒有暖氣，我不能更甚地薄待自己了，索性放鬆一點，讓我的想像自由地奔跑一會兒吧，反正它（或者它們）衝不出這間屋子。於是我拿起筆寫出我「拖」了三十多年的懷念。
我第一次看見馬大哥，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際的一個晚上，當時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雜誌上讀過他翻譯的法國短篇小說，也聽見幾個朋友談到他的為人：他大方好客，愛書如命，脾氣大，愛打不平。我意外地在索非家遇見他，交談了幾句話，我們就成了朋友。他約我到離索非家（我也住在那裡）不遠的上海大戲院去看德國影片《浮士德》。看完電影他又請我喝咖啡。在咖啡店裡，他吐露了他心裡的秘密：他正在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一個就要在師範學校畢業的姑娘。她哥哥有意成全他們，他卻猜不透姑娘的心思，好些時候沒有得到成都的消息，一天前她突然來信託他打聽在法國工作的哥哥的近況，而且是一封充滿希望的信！他無法掩飾他的興奮，談起來就沒完沒了，不給我插嘴的機會。我要告辭，他說還早，拉住我的膀子要我坐下。他談了又談，我們一直坐到客人走光，咖啡店準備「打烊」的時候，他似乎還沒有把話說盡。我們真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關於我他就只讀過我翻譯的一本《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原著）和剛剛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滅亡》。
不久聽說他回四川去了。我並不盼望他寫信來，他是出了名的「寫信的懶人」。不過我卻在等待好消息，我料想他會得到幸福。等待是不會久的，九月下旬一個傍晚他果然帶著那位姑娘到寶光裡來了。姑娘相貌端正，舉止大方，講話不多，卻常帶笑容，她就是七年後的《生人妻》的作者羅淑。分別幾月他顯得斯文了，客氣了，拘束了。他要到里昂中法大學工作，姑娘去法國找尋哥哥，他們明天就上船出發，因此不能在這裡多談。我和朋友索非送他們到門口，我同他握手分別，因為旁邊有一位姑娘，我們倒顯得生疏了。
我不曾收到一封從法國寄來的信，我也差不多忘記了馬大哥。我照常過著我那四海為家的生活，帶著一枝自來水筆到處跑，跑累了便回到上海休息。一九三四年初我從北平回上海，又見到了馬大哥，這次是他們一家人，他和那位姑娘結了婚，生了女兒。我認識了羅淑，在他們夫婦的身邊還看見當時只會講法國話的小姑娘。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後，我在上海定居下來。那個時候他們夫婦住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裡，我住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裡，相隔不近，我們卻常有機會見面。我和兩三個熟人一個月裡總要去他們家過幾個夜晚，暢談文學、生活和我們的理想。馬大哥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正在給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翻譯一本法文哲學著作，晚上是他工作的時間，他經常煮一壺咖啡拿上三樓，關在那裡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時知道我去，他也破例下樓高興地參加我們的漫談，談人談事，談過去也談未來，當然更多地談現在。海闊天空，東南西北，宇宙蒼蠅，無所不談，但是講的全是心裡的話，真可以說大家都掏出了自己的心，也沒有人擔心會給別人聽見出去「打小報告」。我和馬大哥一家之間的友誼就是這樣一種友誼。
這樣的生活一直繼續到一九三六年第四季度他們一家離開上海的時候。這中間發生過一件事情。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在廈門工會工作，因電燈公司罷工事件坐過牢，後來又到東北參加「義勇軍」活動。有時他來上海找不到我，就到開明書店去看索非，他也是索非的友人，最近一次經過上海他還放了一口箱子在索非家中。這件事我並不知道。一九三五年冬季在上海發生了日本水兵中山秀雄給人殺害的事件，接著日本海軍陸戰隊按戶搜查一部分虹口區的中國居民。索非的住處也在日本勢力範圍內，他們夫婦非常擔心，太太忽然想起了朋友存放的箱子，說是上次朋友開箱時好像露出了「義勇軍」的什麼公文。於是他們開箱查看，果然箱內除公文外還有一支手槍和一百粒子彈。沒有別的辦法，我馬上帶著箱子坐上人力車，從日本海軍陸戰隊佈崗警戒下的虹口來到當時的「法租界」。馬大哥給我開了門。他們夫婦起初感到突然，還以為我出了什麼事。但是我一開口，他們就明白了一切。箱子在他們家樓上一直存放到他們動身去廣西的時候。
在舊社會並沒有所謂「鐵飯碗」。他拿到半年的聘書去桂林，不知道半年後還能不能在廣西大學待下去，也只能作短期的打算。他讓我搬到敦和裡替他們看家，到暑假他們果然踐約歸來。他們作好了計劃：羅淑留在上海生小孩，馬大哥繼續去桂林教書，過一段時期他們全家搬去，定居桂林。他們把敦和裡的房子讓給朋友，另外租了地段比較安靜的新居。馬大哥按預定計劃動身，羅淑定期到醫院檢查，一切似乎進行得順利。但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槍聲打亂了他們的安排，馬大哥由湖南改去四川，羅淑帶著女兒離開上海去同他會合。第二年二月他們的兒子在成都誕生，可是不到二十天母親就患產褥熱死在醫院裡面。三月初我從兄弟的來信中知道這個不幸的消息，好像在做夢，我不願意相信一個美滿的家庭會這麼容易地給死亡摧毀。我想起幾個月中間他們夫婦幾次給我寄信發電報催我早回四川，他們關心我在上海的安全。我想起分別前羅淑有一次講過的話：「這個時候我一定要趕到老馬身邊，幫助他。他像個大孩子，又像是一團火。」他們結婚後就只有這短時期的分離。她在兵荒馬亂中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趕到他面前，沒有想到等待她的是死亡，他們重聚的時間竟然這麼短。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不想到羅淑的病逝對馬大哥是多麼大的一個打擊。過去的理想破滅了，計劃也成了泡影。《生人妻》的作者留下一大堆殘稿，善良而能幹的妻子留下一個待教育的女孩和一個吃奶的嬰兒，對於過慣書齋生活的馬大哥我真不敢想像他的悲痛。我寫了信去。信不會有多大用處。誰能撲滅那一團火呢？
不久我離開上海去廣州，在轟炸中過日子，也在轟炸中跑了不少地方。兩年多以後我到了重慶，在沙坪壩住下來。我去北碚復旦大學看望朋友，在馬大哥的家裡我們談到夜深，恨不得把將近三年的事情一晚上談光。他似乎老了許多，也不像過去那樣愛書了，但還是那麼熱情，那麼健談，講話沒有保留，沒有顧忌，他很可能跟我暢談一個通宵，倘使沒有他第二位夫人的勸阻。夫人是羅淑在廣西結識的朋友，她是為了照顧羅淑留下的孩子才同宗融結婚的。對那個孩子她的確是一位好母親，可是我看出來在馬大哥的生活裡她代替不了羅淑。一談起羅淑他就眼淚汪汪。
他一家住在學校附近，自己租的農家房屋。當時在大後方知識分子的厄運已經開始。馬大哥不是知名學者，著作很少，平時講話坦率，愛發表議論，得罪過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