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完《序跋集》序，意猶未盡，於是寫《再序》。
說老實話，我過去寫前言、後記有兩種想法：一是向讀者宣傳甚至灌輸我的思想，怕讀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覆說明；二是把讀者當做朋友和熟人，在書上加一篇序或跋就像打開門招呼客人，讓他們看見我家裡究竟準備了些什麼，他們可以考慮要不要進來坐坐。所以頭幾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費功夫。
然而我的想法也在改變。我因為自己讀書不喜歡看前言後記，便開始懷疑別人是不是會討厭我的嘮叨。這樣懷疑之後，我的熱情就逐漸消減。我仍然在寫序跋之類的東西，但不再像寫《＜愛情三部曲＞總序》時那樣地囉嗦了：一寫就是兩三萬字。我越寫越短，盡可能少說廢話，少跑野馬。五十幾年來，我一直記住一句「格言」：你實在想說什麼，就寫什麼吧。翻看幾十年中間自己寫的那些長長短短的序跋，我覺得我基本上還是說了真話的。
我把能找到的過去寫的那些東西集在一起出版，並不認為那些「真話」都很正確。完全不是。所謂「真話」，只是說我當時真是這樣想的，真是這樣見聞、這樣感受的。我的見聞、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錯。一九五七年編輯我的《文集》的時候，我刪去了《死去的太陽》序中的最後兩行文字。那兩行是
「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樣地宣言道：
『我要舉手向天，我說：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這說明我的思想有變化。一九三○年我還認為我的思想永遠正確，永不改變。後來自己收回了這句大話。我的思想明明在改變。誰又能說自己的「思想是永生的」呢？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我年輕時候的「膽大妄為」。今天翻看舊作，我還感到愧悚。留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洗刷不掉的。在「文革」期間它們是我的罪證。現在它們又是我的生活與創作道路上的腳印。要批判我，論斷我，否定我，都可以利用它們。在我，自信和宣傳的時期已經過去，如今是總結的時候了。我把自己有的東西陳列出來，讓讀者們講話。一定還有遺漏，但決不是我有意為之。不過我並沒有搜集為非文藝譯著寫的序跋，心想編一本集子總得有個範圍。其實這也是一種框框。可見解放思想並不是容易的事。我近兩年常常說要認真地解剖自己，談何容易！我真有這樣的勇氣？
我想起來了。去年四月四日我在日本東京朝日講堂裡講了自己五十年的文學生活。講話結束，我在門廳中等候車子，遇見一位日本朋友，他對我說：「您批評了自己，我是頭一次聽見人這樣講，別人都是把責任完全推給『四人幫』。」他的話是我沒有料到的，卻使我頭上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馬上又掉轉身子，離解剖自己，還差得很遠。要繼續向前，還得走漫長的路。
有一位朋友勸我道：「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經不行了，還是躺下來過個平靜的晚年吧。」
又有一位朋友對我說：「永遠正確的人不是有嗎？你怎麼視而不見？聽我勸，不要出什麼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紙上的文字，那麼你也就不會錯了。」
我感謝這兩位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聽他們的話。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還是這樣想的：第一，人活著，總得為祖國、為人民做一點事情；第二，即使我一個字都不寫，但說過的話也總是賴不掉的。何況我明明寫了那麼多的文章，出過那麼多的書。我還是拿出勇氣來接受讀者的審查吧。
有人責備我：「你還要『接受審查』？難道遭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感到厭倦？」他用了「厭倦」二字。我想起那十年的生活，感到的卻是恐怖，不是厭倦。今天我的眼前還有一個魔影。手拿烙鐵的妖怪在我的這本集子裡也留下了可怕的烙印——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中的一片空白。
「十年的審查？那是一場大騙局。我忘不了那些騙子。我說審查，是指讀者的審查，多數讀者的審查。」我這樣回答。「我相信不會再出現那樣的空白。」
是的，一紙勒令就使我擱筆十年的事決不會再發生了。
六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