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黃裳來訪，問起我的《隨想錄》，他似乎擔心我會中途擱筆。我把寫好的兩節給他看；我還說：「我要繼續寫下去。我把它當做我的遺囑寫。」他聽到「遺囑」二字，覺得不大吉利，以為我有什麼悲觀思想或者什麼古怪的打算，連忙帶笑安慰我說：「不會的，不會的。」看得出他有點感傷，我便向他解釋：我還要爭取寫到八十，爭取寫出不是一本，而是幾本《隨想錄》。我要把我的真實的思想，還有我心裡的話，遺留給我的讀者。我寫了五十多年，我的確寫過不少不好的書，但也寫了一些值得一讀或半讀的作品吧，它們能夠存在下去，應當感謝讀者們的寬容。我回顧五十年來所走過的路，今天我對讀者仍然充滿感激之情。
可以說，我和讀者已經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關於我的寫作或者文學方面的事情，我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講，那就是對讀者講的。早講遲講都是一樣，那麼還是早講吧。
我的第一篇小說（中篇或長篇小說《滅亡》）發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說月報》上，從一月號起共連載四期。小說的單行本在這年年底出版。我什麼時候開始接到讀者來信？我現在答不出來。我記得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光明》，描寫一個青年作家經常接到讀者來信，因無法解答讀者的問題而感到苦惱。小說裡有這樣一段話：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裡，它們苦惱地望著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訴他。」
這難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惱？那個年輕的小說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從日本回來，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了幾種叢書，這以後讀者的來信又多起來了。這兩三年中間我幾乎對每一封信都做了答覆。有幾位讀者一直同我保持聯繫，成為我的老友。我的愛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讀者。她讀了我的小說對我發生了興趣，我同她見面多了對她有了感情。我們認識好幾年才結婚，一生不曾爭吵過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間寫過不少答覆讀者的公開信，有一封信就是寫給她的。這些信後來給編成了一本叫做《短簡》的小書。
那個時候，我光身一個，生活簡單，身體好，時間多，寫得不少，也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回答讀者寄來的每一封信。後來，特別是解放以後，我的事情多起來，而且經常外出，只好委託蕭珊代為處理讀者的來信和來稿。我雖然深感抱歉，但也無可奈何。
我說抱歉，也並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年年尾，我從重慶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個星期左右。曹禺在戲劇專科學校教書。江安是一個安靜的小城，外面有什麼人來，住在哪裡，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剛剛住了兩天，就接到中學校一部分學生送來的信，請我去講話。我寫了一封回信寄去，說我不善於講話，而且也不知道講什麼好，因此我不到學校去了。不過我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我曾經常想到他們，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他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我說，像我這樣一個小說家算得了什麼，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給他們帶來溫暖，不能支持他們前進。我說，我沒有資格做他們的老師，我卻很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在他們面前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地方。當他們在舊社會的荊棘叢中，泥濘路上步履艱難的時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夠做一根枴杖或一根竹竿給他們用來加一點力，那我就很滿意了。信的原文我記不準確了，但大意是不會錯的。
信送了出去，聽說學生們把信張貼了出來。不到兩三天，省裡的督學下來視察，在那個學校裡看到我的信，他說：「什麼『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什麼『你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什麼『在你們面前我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這是瞎捧，是誘惑青年，把它給我撕掉！」信給撕掉了，不過也就到此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還打過小報告，但是並沒有製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來，多寫了二十多年的文章，當然已經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寫作的十年。【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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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徐某某可能表示「抗議」說：「我上面還有『長官』，我按照他們的指示辦事。我也只是講講話，罵罵人。執行的是別人，是我下面的那些人。他們按照我的心思辦事。」總之，這一夥人中間的任何一個都是四十年代的督學所望塵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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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又說回來，我在信裡表達的是我的真實的感情。我的確是把讀者的期望當做對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貢獻一點力量，如果不是想對和我同時代的人表示一點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盡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所應盡的一份責任，我為什麼要寫作？但願望是一回事，認識又是一回事；實踐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絕不能由我自己一個人說了算。離開了讀者，我能夠做什麼呢？我怎麼知道我做對了或者做錯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讀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貢獻呢？只有讀者才有發言權。我自己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意見。倘使我的作品對讀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讀者就會把它們扔進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寫作。所以我想說，沒有讀者，就不會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說，讀者的信就是我的養料。當然我指的不是個別的讀者，是讀者的大多數。而且我也不是說我聽從讀者的每一句話，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說，我常常根據讀者的來信檢查自己寫作的效果，檢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這樣地檢查，也常常這樣地責備自己，我過去的寫作生活常常是充滿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戰以前，讀者來信談的總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個人的苦悶以及為這個前途獻身的願望或決心。沒有能給他們具體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這樣地鼓勵他們：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乾淨。在回信裡我並沒有給他們指出明確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說不同，在信裡我至少指出了方向，並不含糊的方向。對讀者我是不會使用花言巧語的。我寫給江安中學學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憶中出現。我至今還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會見的那些年輕讀者的面貌，那麼善良的表情，那麼激動的聲音，那麼懇切的言辭！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見過不少這樣的讀者，我同他們交談起來，就好像看到了他們的火熱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說《春》的序言裡說：「我常常想念那無數純潔的年輕的心靈，以後我也不能把他們忘記……」我當時是流著眼淚寫這句話的。序言裡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們的朋友」，這說明我多麼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啊！我後來在江安給中學生寫回信時，在我心中激盪的也是這種感情。我是把心交給了讀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寫信問我什麼是寫作的秘訣。從五十年代起提出這個問題的讀者就多起來了。我答不出來，因為我不知道。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給讀者。我最初拿起筆，是這樣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後我還是這樣想。我不是為了做作家才拿起筆寫小說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在巴黎寫小說，我住在拉丁區，我的住處離先賢祠（國葬院）不遠，先賢祠旁邊那一段路非常清靜。我經常走過先賢祠門前，那裡有兩座銅像：盧騷（梭）和伏爾泰。在這兩個法國啟蒙時期的思想家，這兩個偉大的作家中，我對「夢想消滅不平等和壓迫」的「日內瓦公民」的印象較深，我走過像前常常對著銅像申訴我這個異鄉人的寂寞和痛苦；對伏爾泰我所知較少，但是他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為西爾文的冤案、為拉．巴爾的冤案、為拉裡—托倫達爾的冤案奮鬥，終於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復名譽，倖存者免於刑戮，像這樣維護真理、維護正義的行為我是知道的，我是欽佩的。還有兩位偉大的作家葬在先賢祠內，他們是雨果和左拉。左拉為德萊斐斯上尉的冤案鬥爭，冒著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於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
這是我當年從法國作家那裡受到的教育。雖然我「學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我還不能不感激老師，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沒有出賣靈魂，還是靠著我過去受到的教育，這教育來自生活，來自朋友，來自書本，也來自老師，還有來自讀者。至於法國作家給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預生活」呢？「作家干預生活」曾經被批判為右派言論，有少數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頭。我不曾提倡過「作家干預生活」，因為那一陣子我還沒有時間考慮。但是我給關進「牛棚」以後，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干預生活」，替我雪冤。我在夢裡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後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們也只好在「牛棚」裡搖頭嘆氣。這樣說，原來我也是主張「干預生活」的。
左拉死後改葬在先賢祠，我看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他對平反德萊斐斯冤獄的貢獻，人們說他「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至今不見有人把他從先賢祠裡搬出來。那麼法國讀者也是贊成作家「干預生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