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寫信給曹禺，信內有這樣的話：「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寫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來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我不想現在就談曹禺。我只說兩三句話，我讀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許久，頭兩場寫得多麼好，多麼深。孫美人這個人物使我想起許多事情。還有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過一個戲（《橋》），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回來後也沒有續寫。第二幕閉幕前煉鋼爐發生事故，工程師受傷，他寫得緊張，生動，我讀了一遍，至今還不能忘記，我希望他、我勸他把《橋》寫完。
我呢，自己吹噓也沒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認我不是藝術家，今天我仍然說：「我沒有才華。」而且像某某人在批鬥我的大會上所說我寫的都是破爛貨，只有在解放後靠「文藝黑線」吹捧才出了名這一類的話，還可以作為參考。不過有一點得說明：事實證明所謂「文藝黑線」是「四人幫」編造的誣蔑不實之詞，「文藝黑線」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稱為「邪書十四卷」。這不足為怪，因為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視，就是不「正」的東西。靠了讀者的保護，「破爛貨」居然「流傳」下來，甚至變成了《文集》。有人把它們當做「肉中刺，眼中釘」，也是理所當然。再說集子裡的確有許多不好的東西，但它們並不是毒草。我不止講過一次：我今後不會讓《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種單行本我倒願意。不印的書是我自己認為寫得不好，藝術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實，等等，等等。但它們也絕非毒草。
我一再提說「毒草」，好像我給毒蛇咬過看見繩子也害怕一樣。二十年來天天聽說「毒草」，幾乎到了談虎色變的程度。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我寫了不少的思想匯報和檢查，也口口聲聲承認「邪書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難道我們這裡真有這麼多的「毒草」嗎？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後種了一些花樹，二十年來我天天散步，在院子裡，在草地上找尋「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藥」，一棵毒草也沒有！倘使我還不放心，朝擔憂，夜焦慮，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來，那就只有把草地鋤掉，把院子改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無憂。這些年來我有不少朋友死於「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種種奇怪的恐怖病（各種不同的後遺病）。我擔心自己會成為「毒草病」的患者，這個病的病狀是因為害怕寫出毒草，拿起筆就全身發抖，寫不成一個字。
我不是藝術家，也沒有專門學過文學。即使因病擱筆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