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無論誰拿著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當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
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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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年前我答應三聯書店在適當的時候出版《隨想錄》的合訂本，當時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書，自己並沒有信心。說實話，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門在半路上，感到進退兩難。我知道老是嘮嘮叨叨，不會討人喜歡，但是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在肚裡化掉，我並無這種本領。經常有一個聲音催促我：「寫吧！」我不斷地安慰自己：「試試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氣，能指揮筆，我就「試試看」，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終於寫完了最後一篇「隨想」。我擔心見不了天日的第五卷《無題集》也在嘰嘰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過荊棘叢生的泥濘小路，進入燈燭輝煌的「文明」書市和讀者見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今後呢，五卷書會走它們自己的路，我無能為力了。這大概是我所說的「適當的時候」吧。那麼我答應為合訂本寫的「新記」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一百五十篇長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自己說是「無力的叫喊」，其實大都是不曾癒合的傷口出來的膿血。我擠出它們不是為了消磨時間，我想減輕自己的痛苦。寫第一篇「隨想」，我拿著筆並不覺得沉重。我在寫作中不斷探索，在探索中逐漸認識自己。為了認識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來想減輕痛苦，以為解剖自己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把筆當做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卻顯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為我感到劇痛。我常說對自己應當嚴格，然而要拿刀刺進我的心窩，我的手軟了。我不敢往深處刺。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卻是十年創傷的膿血。我知道不把膿血弄乾淨，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樣的膿血。我們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樣的命運。不用我擔心，我沒有做好的事情，別的人會出來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會有人走到我的前頭，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寫完五卷書我不過開了一個頭。我沉默，但會有更多的作品出現。沒有人願意忘記二十年前開始的大災難，也沒有人甘心再進「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們解剖自己，只是為了弄清「浩劫」的來龍去脈，便於改正錯誤，不再上當受騙。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別人，免得將來重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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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怎麼我又講起大道理來了！當初為香港《大公報》寫稿的時候我並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隨想錄》是從兩篇談《望鄉》（日本影片）的文章開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來訪的日本演員栗原小卷，對她說，我看了她和田中絹代主演的《望鄉》，一連寫了兩篇辯護文章，以後就在《大公園》副刊上開闢了《隨想錄》專欄，八年中發表了一百五十篇「隨想」。我還說，要是沒有看到《望鄉》，我可能不會寫出五卷《隨想錄》。其實並非一切都出於偶然，這是獨立思考的必然結果。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六十年代我寫不出它們。只有在經歷了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政治運動之後，只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裡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換了面貌，我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只要靜下來，我就想起許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鄉》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談怪論，中央電視台召開了座談會，我有意見，便寫了文章。朋友潘際坰兄剛剛去香港主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他來信向我組稿，又托黃裳來拉稿、催稿。我看見《大公園》上有幾個專欄，便將談《望鄉》的文章寄去，建議為我開闢一個《隨想錄》專欄。際坰高興地答應了。我最初替《望鄉》講話，只覺得理直氣壯，一吐為快，並未想到我會給拴在這個專欄上一寫就是八年。從無標題到有標題（頭三十篇中除兩篇外都沒有標題），從無計劃到有計劃，從夢初醒到清醒，從隨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別人指揮，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拿起筆來，儘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個時期提起它我就肅然起敬，高呼「萬歲！」可是通過八年的回憶、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過自己又多多少少瞭解周圍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筆經常碰到我的傷口。起初我攤開稿紙信筆寫去，遠道寄稿也無非為了酬答友情。我還有這樣一種想法：發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負擔。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我邊寫、邊想、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只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寫《總序》的時候，我並不覺得筆沉重，我也沒有想到用「隨想」做武器進行戰鬥。
我從來不是戰士。而且就在《隨想錄》開始發表的時候，我還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稱「文革」為「偉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國報刊上，在人們的口頭上，「偉大的」桂冠總是和「文革」連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萬歲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裡我已經看出那頂紙糊的桂冠不過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終於給撥開了，即使是睡眼矇矓，我也看出那個「偉大的」騙局。於是我下了決心：不再說假話！然後又是：要多說真話！開始我還是在保護自己。為了淨化心靈，不讓內部留下骯髒的東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們污染空氣。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瞭解剖刀。要消除垃圾，淨化空氣，單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大家都有責任。我們必須弄明白毛病出在哪裡，在我身上，也在別人身上……那麼就挖吧！
在這由衰老到病殘，到手和筆都不聽指揮、寫字十分困難的八年中，「隨想」終於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說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穫，但是我的書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這個病廢的老人居然用「隨想」在荊棘叢中開出了一條小路。我已經看見了面前的那座大樓：「文革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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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說過「隨想」是我的「無力的叫喊」。但五卷書卻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為它們的命運作任何安排。既然它們「無力」，不會引起人們注意或關心，那麼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吧。在我們這樣大的文明古國，幾聲甚至幾十聲間斷的叫喊對任何人的生存都不會有妨礙。它們多麼微弱，可以說是患病老人的嘆息。
絕沒有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唧唧喳喳傳到我的耳裡。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情，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我反覆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說是「百家爭鳴」，為什麼連老病人的有氣無力的嘆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懷著好意勸我盡早擱筆安心養病。我沒有表態。「隨想」繼續發表，內地報刊經常轉載它們，關於我的小道消息也愈傳愈多。彷彿有一個大網迎頭撒下。我已經沒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睜睜看著網怎樣給收緊。網越收越小，快逼得我無路可走了。我就這樣給逼著用老人無力的叫喊，用病人間斷的嘆息，然後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館」來。
為什麼會有人那麼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只有在頭一次把「隨想」收集成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七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隨想」「文法上不通順」，又缺乏「文學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們的一句話使我開了竅，他們責備我在一本小書內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原來都是為了「文革」。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為什麼內地版的《真話集》中多一篇《鷹的歌》？我寫它只是要自己記住、要別人知道《大公園》上發表的《隨想錄七十二》並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徵求我的同意就改動它，塗掉一切和「文革」有關的句子。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十五週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條牛，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