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識寫了有兩年了，這是最後一篇。「最後」常常是個概念，概念有時會壓迫人，例如，例如「世紀末」好了。度和量是人為規定的，時間可度量，所以世紀末是一種人為的規定，這個規定搞得不少人惶惶不可終日。
按說人們應該已經習慣年終與年初相接的那一剎那，但為什麼還會對第一百個或第一千個同樣的一剎那憂喜疊加？愈是臨近人為的這一刻，愈是荒誕百出？相信未來的一年，會愈演愈烈。
這是人類在一種自己製造的度量面前，因為催眠與自我催眠而呈現的焦慮。沒有辦法，我們人類的腦有這樣的功能，現在是這種功能的集體發作，但願這種焦慮引起的不是集體的攻擊，世紀之鐘敲響之後，但願焦慮緩解。兩千多年前那個擔憂天會塌下來的杞國人，顯然有受迫害狂的傾向，當時的人做寓言來嘲笑，自有彼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強悍之氣。可是本世紀，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對人類某些價值觀的懷疑，逐漸解構我們的一些盲目，也逐漸釀成我們的許多焦慮，而且，愈臨近世紀末，由科學數據支持的焦慮愈強烈，例如，例如「環境保護」漸獲共識。
剛過去不久的洪患，終於迫使中國朝良性焦慮邁進一步。水土保持，按理說是個常識，何需由上百億的損失換得？交常識的學費何需要交到肉痛？荷蘭近年決定退地還海，以荷蘭這樣一個與海爭地的國家來說，向海退地有一點「賣國」的意思，但為了「買」生態環境，這個「國」是要賣的。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附近的胡佛水庫也要拆壩了，以當地的沙漠環境來說，積蓄水再合理沒有了，但為了生態環境，拆。美國是很早就明白水庫對生態環境的改變效果，而且很早就不再興建水庫了。雖然可以提出一千條水庫的正面證據。但是嚴密監測的結果是，小不忍則亂大謀，謀什麼？謀更大更長遠的生態環境，忍則是不再建和拆。
前不久我忽然被邀請講一下我的小說《樹王》，理由是其中涉及到砍伐森林導致生態失衡。於是找來十多年前發表的這篇東西，翻看之下，深為自己當年的焦慮嚇了一跳，同時也為自己當年的粗陋臉紅不已。九二年還是九三年的時候，義大利有製片人執意要將《樹王》拍成電影，此事我在《威尼斯日記》記錄過，結果是亞洲的朋友們認為這是發達國家的陰謀，他們通過糟蹋生態發達了，現在為了他們的利益，讓不發達國家保持生態環境，「你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是他們用一個不發達國家的作品來說『看，你們自己的人也說了嘛』。」我一向對這種政治交集表現得智力不夠，於是婉言謝絕了製片人。現在看來，是堅持常識的能力不夠。
今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三十週年，看來看去，主題是放在人生得失上。但就我個人的經歷，起碼東北、內蒙古和雲南，知青參與了破壞生態。當然，當年的知青的知識裡，沒有生態這一項，只有戰天鬥地，而且表現得近乎瘋狂。只是由於這種瘋狂，讓我起了一些焦慮，覺得事情哪裡有些不對頭。我不諱言我是參與破壞者，也因此我倒有了說出我的焦慮的資格。三十年了，知青不年輕了，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承認自己是破壞者的知音。近年回去插隊地點看看的知青們，意識到破壞的後果了嗎？黑土地，北大荒，處女地，意思應該是原始生態，破壞它為什麼成了「人生得到鍛煉」這種只對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剩下的唯一一塊原始草原，我們從世紀初一直挖到世紀末。紅土地的亞熱帶原始森林，不是一刀一刀被我們砍掉，放把火燒得昏天黑地嗎？黃土地，曾經是漢武帝與匈奴強力爭奪的牧草場，誰佔有它，等於現代的坦克有了汽油。衛青與霍去病，替漢王朝奪到了這項「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戰略資源，可是兩位將軍，料得到今天的這般景象嗎？
絕非大哉問，只是常識之問。
當然可以反詰我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此，百姓要吃飯，社會要發展，這是發展的必然之徑。但是，「竭澤而漁」的道理不難明白吧？我詰問當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還記得當年陳永貴視察雲南，質問為何不大開梯田？還記得當年雲南省革命委員會策劃的「圍湖造田」，滇池面積縮小，春城的氣候明顯改變了？沒有常識的操縱權力，革命可以是愚昧，《樹王》表達的不是生態意識的自覺，只是一種蒙昧，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權力，失敗了，於是有性格悲劇的意味，如此而已。
不過寫到這裡，我發現我本來不是要聊生態環境的，只是因為觸到「世紀末」，觸到由此而來的焦慮，才一路岔開。寫作常常是這樣，你會被某個字眼不小心撞歪。日常中我也常常誤入一條路，不過我常常索性就走一走看。
我本來是想，在最後的這一篇裡聊聊基因。
我對基因有興趣，大概從小學五六年級開始。我記得那時的一個暑假，去北京林學院我舅舅那裡去玩兒。我舅舅高中畢業上大學的時候，因為成績一直很好而獲得保送資格，他挑了林學院。我倒也不覺得不挑北大清華有什麼不對，因為那時我還沒有什麼勢利眼，我只是覺得林學院很好，那裡離圓明園很近，大學的饅頭好吃，好像有一次還為暑期不回家的學生供應了一回餃子。
舅舅的床上有一本書，書名忘了，只記得作者叫布爾班克，美國人，農場主，運用基因原理生產訂貨。有一次訂貨是豌豆，因為將來是要裝罐頭，所以要求豌豆必須是同樣大小的，要命的是交貨期限非常短，短到按豌豆生長期來說，不可能交出那麼多豌豆。布爾班克詳細講到他怎麼利用顯性基因原理篩選出豌豆，同時造了暖棚，架了燈具，終於如期交貨。
這本書讓我看得入迷，我至今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入迷，而且看完了發現還有下冊，但是下冊沒有了。我記住了布爾班克這個名字，以致二十多年後我到美國洛杉磯，發現其中有一個市叫布爾班克，我覺得就是以那個種豌豆的布爾班克命名的。
不過基因這回子事，我也記住了。我因此在升入中學後非常喜歡生物課，生物課不是主課，按理說犯不上那麼賣力，但「喜歡」常常是不按理的。當時教生物課的先生，文革前北京中學老師稱先生，無論男女，教生物的先生很年輕，我想是剛大學畢業，二十多歲吧，我有一次下課後問他如果想多知道一些生物的知識要怎麼辦，他看了看我，他大概沒有想到有學生對副科感興趣。不過他又忽然非常高興，說，你要是對生物有興趣，將來考武漢大學生物系好了。
我想我們之間有點誤會。如果他是我們的班主任，他應該知道以我的家庭出身我是上不了大學的，我問他的問題，只是出於我的強烈興趣。直到現在，我還是一個被興趣牽著跑的人，聽聽，看看，讀讀，聊聊，還有寫寫。可能到死的時候，興趣是我是怎樣一步一步失去知覺和思維的。興趣促使我從書店架子上抽下很多我認為與生物有關的書，讀來半懂半不懂。我當然讀了不少蘇聯的李森科的遺傳理論，但是我逐漸打聽出為什麼幾乎找不到奧地利的神父孟德爾（ＧＲＥＧＯＲ ＭＥＮＤＥＬ）的遺傳理論的書，只因為政治的原因。我當時以為只要不去理政治就可以了，不料政治可以很方便地阻擋常識。前面說過的布爾班克，是依循孟德爾理論的，所以他的書出了上冊之後，風向轉了，下冊遂不能出，持孟德爾理論的教授不能再到課堂上教我舅舅那一輩的學生了。
一九○○年，真正的本世紀初，荷蘭的德．弗里斯（ＨＵＧＯ ＤＥ ＶＲＩＥＳ）、奧地利的凡．謝馬克（Ｅ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ＴＳＣＨＥＲＭＡＫ）以及德國的柯倫斯（ＫＡＲＬ ＣＯＲＲＥＮＳ）各自研究，卻不約而同發現相同的遺傳現象，即，所有子代的遺傳特性都來自兩個遺傳單位，而這兩個遺傳單位分別來自雙親。三個規矩人各自到圖書館去查查看他們的發現是否是新發現，結果都找到孟德爾早在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一八六五年就發表的豌豆實驗論文。孟德爾去世之前曾說：「我的時代將來臨。」
真是這樣。一九○四年，美國的薩頓（ＷＡＬＴＥＲ ＳＵＴＴＯＮ）發現遺傳單位藏在細胞核裡形狀像香腸的構造物中，這種香腸要染過色才看得到，所以稱它為「染色體」。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人類具有二十三對染色體。「遺傳學」這個名詞是一九○五年發明的，「基因」則是要再過四年，一九○九年才出現，由丹麥的生物學家約漢森（ＷＩＬＨＥＬＭ ＪＯＨＡＮＮＳＥＮ）根據希臘文「給予生命」創造出來的抽象名詞，用來解釋代代相傳的遺傳特質。
一九一五年，摩根（Ｔ．Ｈ．ＭＯＲＧＡＮ）等人在經過果蠅實驗掌握足夠證據之後，出版了《孟德爾遺傳論的機制》，首次以染色體的理論闡釋遺傳現象。
一九四一年，美國的畢多（Ｇ．Ｗ．ＢＥＡＤＬＥ）和塔坦（Ｅ．Ｉ．ＴＡＴＵＭ）發現基因的功能在於複製生命體的基本結構物質：蛋白質。不過到這時為止，我們還不知道基因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基因是怎樣複製的。
一九四四年，艾弗瑞（ＯＳＷＡＬＤ Ｔ．ＡＶＥＲＹ）和麥克賴歐德（ＣＯＬＩＮ ＭＣＬＥＯ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