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七七事變到八月中旬這段時間，任務格外重要。工廠中其他的高級職員是忙著往南方撤退，父親卻是負責保護工廠和處理留廠員工在戰時的去路。
所謂「保護工廠」最重要的是不使大批員工覺得突然之間群龍無首。其次是盡可能做到減少損失。鹽廠和鹼廠的設備都無法搬動，所能保護的也只是資料、帳冊等等文件。而最重要的是員工們的去留。儘管說，大家明知，日本人朝夕必至，全廠員工無法像高級職員那樣撤走，為了生計，自然還是要做留下的準備，但仍然有一部分人是選擇離開工廠，不做日本人的「奴隸」。這些人，離開之後的住處及眷屬們的安頓，生活費用應維持到什麼程度，都得由父親負責處理。
在工廠當局來說，當然是盡可能的照顧。但事實上，每個人也都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萬一工廠被日本人佔領，中央軍一直打不回來，又當如何？
父親八月八日到天津來接我。我是因為堅持要來報考女師學院而被戰火劫在天津的。年少無知的我，只在七月廿九日那天，站在法租界總公司的陽台上，遠遠看到日本飛機轟炸中國地，好像看電影一樣，不相信那是真的，心上也沒有恐慌。在天津總公司住了三天，又由公司把我送到附近一處剛蓋好的「壽德大樓」，安排了一個漂亮的卻又空空的房間，讓我住下。我也覺得這是理所當然。而且正好可以利用機會好好溫書，準備入學考試，真是迷迷糊糊。其實那時學校早被戰火波及，內部也被摧毀，搶掠一空了。
十天之後，父親來到了天津，既然交通斷絕，父親是怎麼來的？我沒問，父親也沒說。
父親到壽德大樓來接我的時候，一定先已處理了許多公事，一直負責照顧我的老工友李景增中午給我送飯的時候告訴我：「你父親來了，今晚帶你回塘沽。」
我也只覺得很高興，因為可以見到父親了，並沒有打聽戰事如何，家中怎樣。
我是非常的「不懂事」，所以連緊張與害怕都沒有。現在想想，真是慚愧！我已經在七七事變前四天，七月三日，行過了畢業典禮，算是正正式式的師範畢業生，可以有資格為人師表了；而我卻是那麼幼稚天真，不但完全不了解當時自己和國家的處境；而且也一點不了解父親的心情。我在戰火燎原，危急萬分的局勢下，乘最末一班能夠開出的火車離家赴津，跟著就炮火連天，與家中音訊斷絕，父親該是何等焦慮！他一方面在緊急局勢中處理工廠要公；一方面要設法打聽我的消息，安排如何「救」我，而我卻完全無憂無慮，一個人住在壽德大樓的空房間裡，念書消遣，以為不久就可以再去投考呢！
父親來了。
他那天穿的是一套淺灰色的夏季西裝，戴著同色的麵斗帽，腳下是深棕色的皮鞋。他好像永遠是那麼不慌不忙的樣子。也許那只是一個孩子由於對父母由衷信賴所產生的錯覺，父親交給我一個方方正正的報紙包，外面用白棉細繩紮著，囑咐我說：「好好拿著！」
我接過來，替父親拿著，把我的書袋和幾件換洗衣服用另一隻手提著，簡簡單單，隨著父親離開了壽德大樓。
租界裡，風平浪靜。也難怪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戰事。
父親和我走路到英中街的太古洋行，去接洽英國輪船。原來父親是坐英國輪船來的。漂亮的英租界的建築是我最不能忘情的景色。父親胸有成竹，在我看來，父親本來就是如此，我一切都不用問，跟著父親走就是了。
黃昏時分，我們來到海河碼頭，登上那很小的英國輪船。船艙裡有兩排面對面的座位，疏疏落落，有四、五位乘客，我坐在父親旁邊，父親遞給我幾片餅乾和一把花生米，說：「我們就吃這個當晚飯吧！」
天黑下來，小火輪靜靜地開入了河心。大家沉默著，艙裡有個小燈，暗暗的。外面沒有開燈。我們是趁夜悄悄地開往塘沽，這才使我感到這趟旅程不大尋常。
船上的人始終沉默著，有人閉目養神。
「銜枚疾走」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我暗暗地想。
只是小火輪走得很慢。我意識到這可能是怕岸上的日軍發現，或被探照燈照到，所以盡量走在其他停泊著的船隻背後，也盡量不使岸上看到一點燈火。雖然，離港時，船上懸的英國旗，但誰也不知道它現在還有沒有作用。
整整一夜的行程，父親一語不發，我也不敢隨便講話。同船的幾位乘客好像也互不相識。
天還沒亮，這輪船在河的中央停住了。船上的工作人員走過來，低聲告訴大家，為了安全，這船不能靠岸，而要趁著天尚未亮，讓我們尾隨著他，摸黑魚貫而行。跨過一艘又一艘停泊著的大小船隻，悄悄來到最靠近河岸的一艘，再從那艘船的甲板穿過。有人像是早已等待接應，黑暗中，只知道黑影幢幢，沒有一個人開口講話。我們一個跟一個，來到有跳板的地方，才能上岸。
日後回想，他們這事先的安排十分嚴密。久大精鹽和英商怡和、太古各洋行都有業務聯繫，父親更是重要的負責人。這次在交通斷絕，危機四伏的情形下，父親為了公務，不得不冒險走這一趟，在時間的配合上要恰好。黃昏以後，從天津悄悄出發，天亮以前剛好到達預定的地點。而這地點所停泊的船隻要剛好可以供給我們這幾個「偷渡者」跨越。各船的船東更是要事先得到知會，才可以順利地給我們接應，不致因我們突然跨船引起誤會而發生意外。
我這才一路膽戰心驚。不是怕戰爭，而是怕跨越那高高矮矮的船舷時，跨不過去，或一不小心掉到河裡去。全部這幾位乘客只有我是女孩，我是緊緊隨在父親背後，把父親在上船以前交我提著的東西交還給父親。把書袋斜背在肩上，騰出雙手，小心翼翼，真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地摸索著爬過那一條又一條的船舷，最後總算來到了岸邊。
岸上另有人悄悄接應。帶領著我們來到了一個荒涼寂靜的處所。把我和父親送到一座很大的像倉庫似的建築，來到一個角落裡的簡陋的房間，打開房門，低聲說：「先休息一下，天亮才可以送你們回家。」
驚魂甫定，我才小聲問父親：「家裡怎樣？」
「有辦法的人都走了。新村只剩我們一家，等我把事一完，也得走。」
父親說完，又輕輕加上一句：「家裡買不到菜。你剛去天津，這邊日本軍艦就開砲了。兩廠怕保不住。」
熬到天亮，我們才坐人力車回家。
父親帶著我一定也有好處。至少減低了有公務在身的可疑性。路過日軍崗哨的時候，不太盤查。
一路冷冷清清，行人絕跡。我們來到新村大門口，往日警衛也已不見，整個新村空空落落，剩下我們一戶人家。原來高級職員都已走了，其餘的工作人員住在另一處員工宿舍，更有些當地有家的工人是不能不留下來的。他們在等著發薪，也等著工廠給他們是否繼續上班的命令。
父親把我送到家之後，就匆匆到工廠去了。那位剛進門不到一年的繼母，帶著陌生的焦慮與關心，向我敘述買不到菜的事。告訴我，家中的廚子李師傅別出心裁，用油條炒粉絲。果然，今天中午我就吃到了這前所未有的「新發明」。
後來我才知道，父親教我一路替他拿著的那方方正正的報紙包裡是所有留下來的員工的薪水，全是現款。時局不樂觀，工廠隨時即將易手。以後是留是走，只得看個人的意願了。
目前，工廠當局還在勉強負責。薪金照例要從天津總公司解來。戰事爆發至今，七月份的薪水還未發放，大家嗷嗷待哺之中，父親擔起這項重任，偷渡來回，把錢帶到，暫時維持了員工的生活。
這是久大工廠在日軍進駐以前，最後一次的發薪；也是父親在久大工廠南遷聲中，最後一次在塘沽工廠的任務。這以後，我們和其他一些職位不太重要而不必南下的中級職員及眷屬，一起再度乘英籍輪船逃到天津，那就是我們一家「全盛時期」的結束了。
日軍很快地如願以償。
父親既未留在工廠，也未逃去南方。他的任務是在工廠南遷的過程中，處理這邊工廠的重要事務，暫時在天津總公司上班（總公司因在法租界，暫時可以不太受日本人的約束），盡量利用這段時間，整理存放自塘沽搶運來的重要資料，做了必要的整理與保存，維持了戰後，工廠自南方復員接收時所需的一切，並和南方持續保持聯絡。
而在這段期間，日本人雖然堅兵利甲，勢如破竹，但究竟不敢預料將來勝負如何，為了名正言順，取得久大、永利兩廠的主權，曾和兩廠當局商量，要出資把這兩廠買下來。范旭東先生傲然回絕：
「我們的產業是不賣的。你要拿，你拿去好了！」
中國人，威武不能屈！錢就能買了嗎？
「侵略者！你且慢高興！假以時日，我們必定會回來！」
日本人也彷彿聽到了這不屈不撓的聲音。「蛇吞象」的日本人，佔領了廣大的中國土地之後，他們卻是越來越感到四面楚歌，背腹受敵而膽戰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