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每一種「快樂的日子」將要結束時，都會出現一些前奏吧？
父親在塘沽久大精鹽總工廠所建立起來的響亮開闊的日子，是在民國廿六年，抗戰開始之後結束的。但在這以前的兩三年，父親的生活中已經出現了逆境——母親病了。
母親因為生小弟時難產，由當時的廠醫緊急剖腹產下胎兒，但產後卻發現四肢逐漸麻痺，終於無法行動，臥床近兩年之後去世。
當時不知道那是因為脊椎麻醉不當所致。但工廠只有這一位醫師，他雖然是全科，醫道與外科手術俱佳，卻缺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專業麻醉師。
母親病後，遍訪名醫，除了正式的內外科、婦產科之外，中醫當然更是不可少。後來求問到各種偏方，都未見好轉。父親是不惜重貲，只要有人推薦，而他認為應該一試的，就必定前去求診。後來聽說天津法租界有一位著名的針灸醫生，號稱「太乙神針」，擅治疑難重症，而且有科學根據。他的診所堂皇高雅，不同於一般的江湖密醫。父親對這位名醫寄予很大依賴，特地在法租界一家大旅館，包下一個房間，送母親到天津就近治療。並且請到一位護士，長期在旅館照料母親的飲食起居。旅館房租加上特別護士的工資，費用驚人。父親從無一字怨言，對母親溫柔體貼，比她生病之前猶有過之。塘沽與天津相隔一小時火車車程，父親在忙公事之外，更經常抽空來天津探視。
我當時在河北女師讀高一，年少無知，不懂替父親分擔憂慮。父親也從來不談他那幾年的心情。只有一次，我看到父親用毛筆寫的一張雜感詩，原文我不記得，大意是說，家中傭人不聽調度，小弟的奶媽無理要脅，而家用開支實在太大，其中有「長夜漫漫何時旦」的句子，說自己實在是「憂心如焚」。
當時家中雇有四名傭人。包括廚子、女傭、男佣和奶媽。奶媽工資最高，而且要供給她四季衣裳和金飾。廚子最會揩油，日常報上來的帳單是兩天一斤油。菜錢每天現洋二元，而飯桌上每餐只有一葷一素兩個家常菜。父親明知不合理，卻也無心過問。
母親在天津治療半年，並未見效。只得接回家中繼續求醫。記得居然有人先後推薦兩個殘障人士，由鄉下請來，長期住在家中給母親診治及針灸推拿。說他們自己雖然殘障，卻是「久病成良醫」，知道如何根治這種病。父親明知其不合理，也明知他們所開的藥只是一些參茸之類的補藥，對母親的病並無療效；而且日久之後，父親也早已看出，母親的病恐怕是無藥可醫，但為了安慰母親，也為了求自己的心安，只得盡力而為。金錢花費也在所不計了。
一切的憂煩焦慮，統統集中在父親一個人的身上。我只有十六歲，住在學校逍遙自在，偶爾回家，也不理正事。家中那位貪汙的廚子，早已在他自己的故鄉置了產業；每次他請假返鄉時，仍然大包小包挑回家去。其中究竟是米、是油，還是家中衣物或其他，無人過問。所以有一次他反而在我們面前嘲諷地說：「你們家呀！油瓶子倒了沒人扶。」惹火了我的二妹。十三歲的二妹從此挺身而出，到廚房去天天查看「油瓶子倒了沒有？」「否則怎麼天天買一斤油？」害得那廚子為了賄賂她，每天炸蔴花給她吃。可惜就連這最勇於面對現實的二妹，暑假過後，也考進了天津民德女中，住校去了。
母親因為不耐長年臥病，也漸漸變得喜怒無常，特別是面對父親那內外兼顧的忙。心上焦急而暴躁，就忍不住要發脾氣。父親雖然了解這是病人所難免，但自己也有自己的痛苦，當忍耐超過極限，也就為自己申辯幾句，於是母親既難過又心痛，這種場面最後總是母親傷心掉淚，對父親表示抱歉。父親在出門上班之前，一定溫言軟語，安慰母親一番。母親有時捨不得父親離開她的身邊，就會哭著說：「我恐怕永遠不能幫你處理家務了！」「恐怕我要和你分手了。你去娶個身體好的，只要別虐待孩子就行。……」
父親一面斥她亂想，一面也黯然神傷。
父親的公事很忙，家庭生活又那麼煩心，即使他天性平和又樂觀，長期的煎熬也使他瘦了不少。一面仍然在無望中絕不怠慢那些說是可以為母親治病的人們，總希望有一天會出現奇蹟。
母親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去世的。
那天早晨，她似乎還很開心，找女傭幫她梳好頭髮，換上乾淨的衣服。父親在床邊陪她吃了早點，照例在上班以前陪她聊聊天。忽然聽到窗外有烏鴉在叫。母親當然也聽到了。很難過地對父親說：「你聽到沒有？烏鴉在叫，我大概要走了。」
父親說她不要這麼迷信，沒有這回事。
母親卻一反往常，不再唯恐父親耽誤公事，拉住父親請他多陪她一會。她說她有點害怕：「不是迷信，是我該走了。這些年，辛苦你啦！我對不起你。孩子都還小……。」
母親話未說完，一面哽咽流淚，一面說她好冷，又說她枕頭太低，不舒服，要父親幫她把枕頭墊高一點。正在父親把她從枕上扶起來，想替她加個靠枕上去的時候，卻發現，她已靠在父親胸前，去世了。
兩個感情如膠似漆，苦樂相共，辛苦建立起和樂美滿家庭的夫妻，就這樣永別了。
父親後來告訴我們關於母親彌留的這一刻，一面惋嘆地說：「媽媽病中得到很好的照顧，醫生們又盡量開些補藥，所以她直到最後一刻，依然面色紅潤，比沒病以前還漂亮。……」
母親去了，家中倏然變了一個調子。往日的笑聲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