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手裡握著一把銅元，很快地把它們從右手滑到左手，然後開玩笑地問我：
「你猜這是多少？猜對了都給你。」
我順口一猜道：「二十三個。」
父親一數，不多不少，果然是二十三個。於是我得到了這二十三個銅元。
我那時大約是十三歲左右，剛唸「前期師範」不久，前期師範相當於現在的初中。
二十三個銅元，相當多少錢呢？
那時候，燒餅油條一套兩大枚，而且好幾年都沒有變過。我讀小學的時候就是如此。兩大枚，就是兩個銅元。零食花生米一大枚一包，小孩子向父母要零用錢是「一大枚」或「兩大枚」為單位，一大枚就是一個銅元。
銅元是輔幣，原訂一百個銅元換一個銀元，但由於銅價或鑄幣成色的問題，兌率有到過四百多枚的紀錄。只是它不影響我的「民生」，所以兌多兌少我並不去在意。
銀元是很漂亮的，白花花，亮閃閃，光潔可愛。尤其當人們拿起兩個銀元互相敲擊，用所發出的聲音來判斷成色的時候，那聲音之清美，真是如同最好的音樂，使人側耳追尋不已。
當時的薪水是用銀元發放的。小學教員月薪十六元到二十元。久大精鹽的工人工資每月八元至十元。職員方面，一個大學畢業生剛進工廠，月薪四十四元。可見其待遇之好。另外還有年終的雙薪和紅利，高級職員每工作三年有三個月的休假。工廠給予路費去外地旅行。久大員工待遇好當然是因為工廠賺錢多。賺錢多而沒有「暴利」的感覺，是因為制度健全，福利合理。以紅利來說，每年大約發一個月薪資之譜，有時是半個月，全看工廠盈餘多少而定，員工平時薪資就高，所以不會演變為全靠紅利來表現。工廠收支透明公開，平時為鼓勵儲蓄，由工廠從每人薪水中預扣儲蓄金，工廠再給相對基金，做為固定儲蓄，以備不時之需，離職時可以連本帶息一併領取。
中國人以前用銀兩，也用金元寶做通貨。中國的銀幣始於乾隆年間。在西藏的拉薩鑄造。光緒年間鑄造的龍洋，幣面上鑄有蟠龍花紋。清末有許多外國的銀元在中國流通，所以那時常聽長輩說，「這是墨西哥銀元；那是美國銀元」，覺得甚是花樣繁多。而中國自己鑄造的銀元以「袁大頭」為最有名。
銀圓的成為貨幣是從外國開始的，所以叫作「洋錢」。雖然以後是中國自己鑄造了，「洋錢」的名稱並沒有更改，而且常被人們稱作「大洋錢」或「現大洋」，因為它們實在是用貨真價實，相當貴重的成色八八○的「銀」所製成，是很「大」的。當時通行的「袁大頭」，至今有名。這種銀圓，一面刻袁世凱肖像與鑄造年度；一面刻「嘉禾」圖案及「壹圓」字樣。有了「袁大頭」之後，不僅墨西哥銀圓及其他外國銀圓日漸減少，就連舊有的「龍洋」也漸漸淘汰了。
「洋錢」在當時也是婚喪嫁娶送禮的最實惠的選擇，因為它既是「禮金」，又是「禮物」。曾見父親在送同事結婚禮金的時候，附一張紅條，用毛筆恭指寫著「『番佛』兩尊，藉表賀忱」的字樣，「番佛」者，錢幣上的外國人像也。袁世凱也當了好一陣子「番佛」。
父親每月給我四個銀圓零用。每周一圓，實在是十分闊綽了。我的零用錢大部分是用來買零食——花生米、山楂糕、熏雞腸、甜麵包、蘭花豆、青水蘿蔔和柿子。這是在學校飲食店可以買到的。而我們師範生有公費，教育廳發的伙食費也是四圓一個月，走讀生每月可以領取貳圓，因為他們不吃晚飯，公費可以照領。
當時的物價，麵粉二圓一袋，大米十六圓一百斤，香蕉從南方運來，因為量多，所以不貴，在地攤上買，一毛錢一堆，約有五、六個，蘋果族也是論「堆」賣的，一毛錢一堆。「毛錢」有單角和雙角，十進位，十毛兌一銀元。「毛錢」也是銀製的。
那是物價相當平穩的一段年月，家中傭人每月五圓，比一般待遇高，管吃管住，絕對效忠。
學校圖書館費，每學期二圓。
有一陣，市面上出現一種「一折書」，大達書局印行，大部分是古典小說和通俗說部，便宜到好像白撿一樣，大家都買得起。很收到普及之效。
柯達照相機，學生型的五元一架。
我是從一開始懂事就使用銅元和銀元。但是對另一種銅幣也不陌生。那時我們叫它「銅錢」或「大錢」。它的學名應該是「制錢」。這種錢，中間有個方形的孔，也就是從前有些文人筆下的「孔方兄」，單位是「文」，一千文叫一串。清代本規定一串制錢相當於銀兩一兩。但由於供需關係，並不固定，但「錢串子」還是由於這種制錢的串法而得名。它變成一種小爬蟲的俗名。在本書前幾章裡，我曾經談到它，長得像蜈蚣，但無毒。
「制錢」到了我會花錢的時候，早已不流通，它在我們生活裡，變成了一種「玩」的東西，用來做毽子的底托，最為理想，是我上小學時的珍玩。和制錢一類的「老錢」之中，還有一種特別大的銅錢，一個可以抵五十、一百或兩百個小銅錢，因為太大，對我們小孩子來說，反而不知道它有什麼用處了。
現在想想，這些真正的「錢」，如能存下一些，卻是很有市場，能夠發些小財，可惜當時是隨隨便便就都不見了。
民國二十四年，由於世界銀價高漲，政府公布停止銀本位制，發行法幣。規定「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部沒收，以防白銀偷漏……」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全國步調逐漸一致，大家希望合力建國，雖然日寇不斷蠶食，國難並無一刻止息，但是，民間愛國意識反而因此更加強固。一致對外的心情，使中國在七七事變之前的那一段十年時間裡，在日本的各種陰謀與壓力之下，仍然以穩健的腳步前進。那十年，也可以說是中國最看好的十年，正是我從小學三、四年級到女師畢業。特別是在女師的六年，因為年齡比較大了，能夠體會到那時代堂堂前進的步伐。
女師是全公費，只需繳少量的圖書館費、預償費之類，負擔很輕。而父親的工廠卻是以實業界勇往直前的精神在大步邁進，收入十分豐富。於是，父親就把原本為我準備的預算陸續「追加」，化為大量的零用錢，給我花用，使我在同學眼中，成為相當「浪費」的學生。
但即使浪費，也是很有限的。我花錢的範圍其實很窄。除了在校內「飲食店」買零食，周末出去還是買零食之外，較多的花費也只是偶爾玩玩照相機，或買些卡片之類。學用品沒有什麼可經常花錢購買的，只有勞作課，有時要買一些綢布、綉線之類的材料，數目也很有限。何況我的勞作大部份是幫同學抄筆記交換來的（把她們做壞了的替我交去）。我幾乎從來也不看電影，也不買雜誌，更不願耗費精神去穿穿戴戴或買什麼化粧品。當時同學之中，有衣著十分考究的；也有很多人是按時到理髮店去做頭髮的。而這些離我都很遙遠。
六年女師生涯，是「玩」過來的，它的快樂逍遙與響亮，完全是學校和久大精鹽共同所賜。
我愛那工廠一如我愛我的蘆台老家。塘沽，是工業的，有來自工業的明朗、規律與朝氣。塘沽又是屬於大自然的，浩浩蕩蕩的河水，與無涯無際的海洋，在亙古的天空下，寧靜自然的美，毫不保留地給你自由開拓，任意施展的無限空間。那「工業」，並不是噪音和汙染的代名詞，而是人類智慧與對大自然及國土同樣敬愛的心情的大結合。
久大精鹽，是父親的化身；父親，是久大精鹽的象徵。不只我父親一個人是這份象徵；而更是全廠的員工與他們的眷屬，大家所共有的一種精神。這樣的一分向心力，是經營者的成就，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堂皇的起步。
日本人是很怕看到這現象的。
所有的外國人都是很怕看到這現象的。
當他們眼見中國的年輕實業家在朝向建設方面大步邁進；當他們眼見中國人不想再自相殘殺，而他們恐怕不再有機會用金錢與權力去蠱惑不同派系的中國人互相動武，讓他們假中國內戰之名來行瓜分中國之實的時候，他們是非常恐懼的。
中國太大了，太有潛力了，他們「不能坐視」。日本人尤其「不敢」坐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