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可，不來可報魯德，不來可報魯德……」
初一的同班同學葛德靜，是沙河縣人，晚自習的時候，很小心地把她自己加在英文旁邊的國字注音，反覆地唸著：「不可，不可，不來可報魯德，不來可報魯德……」
「ｂｏｏｋ，ｂｏｏｋ，ｂｌａｃｋ ｂｏａｒｄ，ｂｌａｃｋ ｂｏａｒｄ。……」
看她越唸越小聲，越唸越睏，我把我的零食清水蘿蔔分一片給她，「嘿！『疙疸定』！別那麼用功！吃塊蘿蔔提提神！」
「疙疸定」是我們按她名字的諧音給她取的外號。她和善地對我笑著，「英文真討厭！你多好！早就唸過！」
於是，我教她唸英文，同時自己抄歌詞給另一位同學，她叫沈秀玲。
沈秀玲白皮膚，大眼睛，聰明伶俐。她是走讀生，家住天津，是典型的都市人，會唱京戲，但不會唱學校教材以外的歌。我把在明星小學和一位插班生黃石麟學來的歌舞教給沈秀玲，準備在歡迎新生的遊藝會上去表演。這首歌叫「艷陽春」，是按照杜牧的「清明時節雨紛紛……」的詩改寫成元曲風味，變成北方調子。有唱有和，表演起來又有點像「小放牛」。它的歌詞是：
艷陽春，清明時節雨紛紛。
沾衣襟，路上行人慾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牛背忙欠身，
遙指草橋道，一片白雲深。
青山翠隱隱，春水碧沉沉。
酒旗飄林外，茅屋靠山根。
這就是杏花村。
我選這首歌和沈秀玲一同上台表演，班上同學都很高興。因為有人樂意去替她們「出鋒頭」，她們就等於得到了解救。那些看來比我們年齡大的同學，多數是從外縣來的。河北女師是省立學校，招生對象以河北省籍的為主，學雜費全免，宿膳也是公費。天津是直轄市，反而得不到這項優惠，本市的學生以及附屬「中學部」的學生並不是公費生。我是蘆台人，屬於寧河縣。當年寧河縣還未被列入天津市，所以我是公費生。
河北女師全校各班級包括學院部各科系，絕大多數來自外縣，因此也絕大多數都是住讀。外縣的風氣比較樸實，也比較保守。但在另一方面，卻也由於未受都市流行時尚的感染，反而帶來了許多發自各人才華的獨創性。那種自由發揮的美，正是外面跟著流行與時尚走的人們所缺少的。再加上那來自傳統社會的謙虛互助的美德和待人接物方面的成熟，使我受到不少的照顧和「寵慣」，因為我在她們眼中，實在像個「小孩」。
和我同樣喜歡蹦蹦跳跳的同學，在班上大約有五六位，沈秀玲是其中之一。她和我都是小個子，我們一起坐在教室的頭一排，她排頭，我排二。彼此有共同的興趣——唱唱跳跳；但也有很不相同的興趣——我喜歡簡樸，她喜歡穿戴，我喜歡運動，她一放學就回家了。每過一個周末，她就告訴我，又去聽了什麼名角的京戲。
我們二人表演的「艷陽春」頗獲好評。
河北女師是六年制，從初一到高三，都是「師範」，分為「前師」和「後師」。我考進去之後，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個「師範生」，一切仍然延續塘沽久大工廠子弟小學的作風，帶著一身來自工業小鎮的勇於表現的「實行」的精神，非常喜歡上台表演。也許同班同學早已看中了我這「小孩」足可以在許多「拋頭露面」的項目上替她們去抵擋一陣，於是不但歡迎會上有我和沈秀玲的歌舞，而且還推我去致答詞。
我當然一口答應，小學的時候我就喜歡上台講故事。即使沒有故事可講，單單為了上台，我也要臨時編一個。致答詞，和講故事當然「沒有什麼兩樣」。
不記得答詞的內容，卻記得那講桌太高。站在那裡，露不出頭頂，結果是司儀同學給我搬來一個櫈子，才得以完成任務。
不記得當時我身高多少，只記得體重五十八磅。歡迎會的時候，剛入學不久，還沒有制服，我穿的是一件極短的黑色「迷你裙」（那時正流行），腳下一雙籃球鞋，還剪了個「赫本頭」（那時也正流行）。現在想想，那雙籃球鞋真是「敗筆」，否則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很「現代化」的。那籃球鞋卻一定顯得我很怪模怪樣。不過，也許就因為個子那麼小，裝束又那麼怪，而且還上台講話，又唱又舞，所以一下子贏得了全校各班上千位同學的注意。幾無人不知三十三學級有個「小」學生。「知名度」就這麼打開了。
老同學歡迎新同學的方式是「拉朋友」。高班同學像「相親」一樣地在新生之中，挑選自己喜歡的，去拉來做朋友。我在很短期間就被每一班的同學輪流拉去。那時最高班是二十五學級（女師自廿九學級以後，半年一班），我從這二十五學級的一位「解」學姊開始，二十六學級一位鋼琴好手「宋」學姊，二十七學級一位運動明星「畢」學姊，二十八一位大美人「閻」學姊……還有中學部的，後來我「升任」學姊，又去「拉」或被「拉」到較低學級的教室或寢室去認識別人。低年級的同學我最喜歡，因為她們比較愛玩，無論是打球或是吃零食，都是找她們最方便。
我很快地認識了全校各班的一些有特色的同學，以及與這些同學有關的各種活動。這使我在受師範教育的六年時間裡，從生活中所學到的遠超過了課本所給我的。朋友多，使我成為一個喜歡校園遠超過喜歡教室的人。在校園裡，無論是和同學散步、談天、看球賽、看體操表演，或唱歌，以至於只是獨自坐在校園一角，對校園的景色做個全心投入的欣賞者，我都覺得十分快樂。
由於我剛進這學校，就被推出來在歡迎會上致答詞，而打出了「知名度」，於是，班上的自治會選演講股的時候，就把我選出來做股長。
很奇怪的是，這「股長」的爵位卻對我產生了相反的效果。我發現自己不但完全不能接受當「股長」這事務性的工作，而且從此連演講也失去了興趣。自從當選「演講股長」之後，我竟然就再也沒有上台演講過。所有輪到我上台講話的事，我都極力拒絕，好像我突然看到了它有完全和我興趣不同的一面，而一下子就與它絕緣了。
這件事，可以說是令我對自己最大惑不解的一件事；但在另一方面，它卻也許是我有生以來最使我「發現自己」的一件事——我原來是如此極端地不喜歡把「好玩」的事變成「工作」，因此情願放棄它了。
也許就因為我這極端不肯受約束的個性，使我在河北女師成了一個因為愛玩而交遊廣闊、活躍的學生，卻從來不曾參加過學生自治會之類的活動。我時常逃課，卻並非不守校規，因為我只是「逃」出教室，卻並不離開校園。所以雖然有被老師記四十二小時曠課的紀錄，卻被教務課主動幫我改成了「病假」。我雖不用功，卻並非不唸書，所以能勝任各種考試。至於說，喜歡唱歌卻不肯上台表演，那倒是真正河北女師那不喜歡突顯個人而只喜歡大家同樂的校風所感染。我在這學校六年，從頭到尾，悠遊歲月，與世無爭。幾乎全校都有知己，上至學院部各科系，下至師中部、勞師、簡師、鄉師、幼師，直到離開學校多年之後，提任何一班，我都能說出一連串出色的同學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