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各種困難內外交煎之下，辦好了給曾祖母與四爺「入土為安」的大事。也許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種「死要面子」，「打腫臉充胖子」的虛榮。但如果在多少年之後，你再把這種現象加以冷靜深思，或許你也會發現，它另有一種嚴肅的意義，不容輕易否定。
老家的長輩們不想放棄對過去光榮的維持，是因為他們覺得對祖先有責任，這為祖先負責的態度就與「打腫臉充胖子」的表面上的意義大不相同了。
節衣縮食維持家風的苦心孤詣，是來自對中國倫理的由衷的遵奉，其中不僅是榮譽與責任，還包括著發乎自然的愛。這「愛」，在傳統中國式的說法是「孝道」，聽來顯得嚴肅；用現代的說法是「愛」，就輕鬆自然得多了。
「孝」是愛家；「忠」是愛國。中國人用傳統倫理來維護「家」的光榮，努力奮鬥，不肯承認「家」的敗亡；中國人在外力侵略之下，堅決不肯「亡國」，也是來自同樣的倫理因素。
老家也是由於這份極力要維持祖先聲譽與光榮的心願與毅力，堅持要使「靳嚮善堂」「起死回生」。
如果不是遭遇那麼多變亂的話，這份對祖先的敬意、愛心，與責任感，所形成的無限活力與生命力，已經給這老家打好了「中興」的基礎。它應該是可以「中興」的。
祖父那靳嚮善堂的第三代雖然揮霍玩樂，幾乎蕩盡了家財；但是這老家的第四代卻非常好。這第四代，就是伯父、叔父和父親這一代，沒有人抽大煙，沒有人聲色犬馬。他們之中有向外開拓的，在努力發揮才智；有在家維持家計的，克勤克儉，一心一意在重振家聲。而且「詩書繼世，忠厚傳家」的黑漆金字大門聯，也仍然是「靳嚮善堂」這第四代遵奉的守則。課子讀書，勤學不輟；生活卻是絕對儉約。於是，逐漸地，以前所典當質押的房產與田莊都正在陸續贖回。
中國人不肯放棄「祖產」的心情所衍生出來的不肯讓國土淪喪的心情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他們不懂得為什麼中國人在那麼貧困的條件之下，卻不肯「亡國」。而且那麼驕傲。
中國舊社會不肯分家的心情也許包含著「無私利」與「團結友愛」的美德在內。這分力量與信念也不完全是沒有正面意義的。
父親的那一代，堂兄弟之間的竭誠照顧是發乎自然的。
父親在外，當工廠業務蒸蒸日上之後，把六叔和其他有意出來開拓的人們帶入工業界，給他們機會，從基層做起。當有變亂的時候，老家照顧我們；而當老家被內戰的「大兵」或後來的日軍騷擾，父親在塘沽接納所有要逃來塘沽暫避的家人，幫他們度過難關。當大戰來臨的時候，大伯父總會在信裡告訴父親：「小難逃城，大難逃鄉，在外如有困難，儘可回家。粗茶淡飯，仍可無缺。……」這種無條件的彼此接納，絕非現代美國式的各自孤立所可同日而語。
事實上，在得風氣之先的知識分子，大力引進西方文化，以西方為藍本，振興實業，改革教育，齊步向前的時候，保守的老家農業社會，在潮流不可抗拒之中，也在自然而然的轉型，默默地試圖發揮它另一種功能。它變成了一個「退可以守」的基地，讓那些「進可以攻」，外出奮鬥的子弟們可以放心出去奮鬥，但必要時，這田園式的老家卻仍能容許他們「退可以守」。以中國幾千年逐漸形成的生活模式來說，「學而優則仕」的人們，年輕有為時，可以在外工作而有所建樹；但老來可以「解甲歸田」或「辭官歸隱」，返回田園去落葉歸根。這不但保存了農業的本身，使它能持續擁有農業社會時代的重要性；而且也為變遷中的工業時代，預先留下了「退休」的餘地。以「歸返田園」的倫理力量，取代「掃除到養老院去」的社會負擔。這項自然形成的社會穩定之力，如果給它機會去好好發展，未嘗不可以成為很具特色而且非常自然的「中國式」的「老有所終」。這不僅能夠顧到工商業與田園的同步前進，互為輔助；而且也顧到了溫馨的倫理，和家中人們不同性向的發揮。
在這一方面來說，老家在社會劇變的情形之下，卻正在不聲不響地樹立著這樣一個適應新社會型態的良好典型。中國人不但是最能忍辱負重的，中國人更是最善於在不著痕跡的情形之下，知所取捨而默默地創造環境的。
它最重要的力量，一是傳統的倫理。這項倫理維繫著由大家庭蛻變為工業社會的小家庭之後的親情，可以理所當然地互相照顧。
它另一項重要的力量也是來自中國人對田園與大自然的摯愛，不肯捨棄田園並不是不進步的。證諸今日世界種種因捨棄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所產生的無可救藥的問題，即可知道，中國人的選擇之中是何等地有智慧。
中國人最知道什麼是最好的。
在變動中的取捨與靜觀待變的定力，是中國人所獨有的。
在世界從戰爭殺伐，走向因放縱貪慾與自私所帶來更可怕的滅亡危機之中，我們特別惋惜這份「中國式」的對現代生活的調適，竟因為急於「革命」，未能給它所需的時間，而中途殘毀。如今想要再找回這項現代世界所急於尋找的「進可攻，退可守」的道路，恐怕是很難的了！
農工商業失去平衡與互助，人們失去歸返田園的晚年最美好的歸宿之後，一切的奮鬥與收穫都由於晚年的無望而將要成為人類的一項徒勞。實在是非常可惜而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