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沿著海河，綿延著西方各國的營盤。法國營盤、日本營盤、俄國營盤、英國營盤……。他們享有中國的內河航權和駐兵權。懸著各國旗幟的輪船，毫無忌憚地停靠在塘沽碼頭。各國營盤門外站著身穿制服的荷槍兵士，那驕橫無禮的模樣，也被民眾視為當然。
塘沽，不只是有外國營盤，它其實也有中國營盤。只不過，他們是軍閥打內戰的。
真奇怪！中國軍隊在列強駐軍冷眼旁觀之下，打內戰打得那麼起勁！
這些中國兵，在冬天，寒風凜冽中上操，是我童年記憶中鮮明而又悽清的一景。
雪茫茫的早晨，他們的起床號：５． — ５——３ — １——０—響在一白無際的天地之間。「大兵」站齊了行列，聽著「立正」「稍息」的口令跑步，遠遠傳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四小節，分成兩種不同的節奏。頭兩小節，一字兩拍，後兩小節，前兩字各一拍，第三字兩拍，第四字一拍，形成雄渾有力的節奏。那些大兵，打著綁腿，穿著布鞋，踩在黃土地上的拍子重重的，卻又輕輕的，「一、二、三、四，二一三—四！」真好聽！因為它是大家一齊喊的。
然後，氣氛一變，他們的歌聲串入了塘沽曠野的空間，唱的是「當兵，吃糧，為我亞細亞！」
然後大部分是唱「三國戰將勇」，把關、張、趙、馬、黃，三國時代的五虎將依序唱完之後，就唱「滿江紅」——「怒——髮衝冠！」把「怒」用去聲表示，很是有力。然後再齊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我們不知道這些軍隊是那一支軍閥的，他們來來走走，但從他們所唱的歌的腔調，猜到他們是北方兵。
所以他們有時也唱「大將南征」。
那幾年，軍閥混戰，長輩們對時局的談論，反映在我們小孩子耳中的只不過是些你來我往的人名——張作霖、吳佩孚、馮玉祥、閻錫山、褚玉璞、張宗昌……。有時他們互相攻打，有時他們彼此聯合。經過村鎮的時候，百姓會受到騷擾、有錢的大戶人家尤其難逃一劫。蘆台老家「嚮善堂」因為房子大，總是首當其衝。老家的人們稱各軍隊來鎮上暫駐叫「過兵」。「過兵」的意義好像天災「過蝗蟲」一樣，軍閥為自己爭地盤，對軍隊並不注重紀律，更無愛護之情，尤其打敗仗的時候，更是不管軍隊死活，那些「敗兵」就成為變相的土匪，所到之處，無所不為。老百姓也只有忍氣吞聲，聽天由命。
塘沽自久大建廠到北伐成功，十年之間，沒有一年不內戰。內戰一起，一定找鹽商要錢。而鹽商一定拿久大精鹽去搪塞，成為慣例。民國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久大照例受難。當時塘沽成為內戰必爭之地。每次鬧兵災，工廠總是勉強維持，不致停工；但盡量把員工眷屬送往安全地帶。而這民國十三年的逃難也就成了我童年記憶的一部分。
這次的逃難陣容可謂浩浩蕩蕩，目的地是天津法租界的總公司。
感謝「列強」！在我們國家裡佔了那麼多的「租界」，讓我們中國人在自己打自己的時候，有處可逃。
我們是坐京奉路的夜車，悄悄出發的。
塘沽車站上，擠滿了久大、永利兩廠員工的眷屬，站台上堆著各式各樣的箱籠。工廠總務處派有專人照顧這些箱籠。當然，其中都是一些細軟或各家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大部分是樟木箱或硬裡的皮箱，方方的箱蓋與箱底之間貼著封條，寫著箱子所有人的姓名。大銅鎖莊嚴地鎖著。另外還有許多網籃，盛的是形狀不規則的物件。我們的兩隻大樟木箱，有一隻上面特別加貼了一張字條，父親用大大的毛筆字寫著「此箱怕壓，請放在浮面上」。我們每次和工廠一起逃難，都會看到這樣的字條。我知道，裡面所裝的除其他衣物之外，一定有那兩架掛鐘，它們被八國聯軍由宮裡搶出來，又流入民間小販手中，被祖父湊巧買來，那是父親的最愛。除了它們很值錢之外，還更有對祖父的紀念價值。
我們坐火車到了天津，晨光熹微之中，從「老龍頭」車站坐洋車到了法租界的久大總公司。我和妹妹半站半靠，倚在母親膝上；看著父親同事王芳洲先生的女兒坐在洋車的踏腳板上。那是我們第一次坐人力車，以前在老家是坐馬轎車。搬到塘沽之後，幾乎是沒坐過任何的車。對於坐洋車，很是好奇又興奮，因此格外印象深刻。我們笑王芳洲的女兒坐在踏腳板上的樣子，說她是「坐二等」。那大清早從火車站走出來的心情，留在我記憶裡，十分深刻。對幼年的我來說，那實在是一次新鮮有趣的旅行，好像就因為這樣一次「旅行」，使我日後一直最喜愛凌晨絕早出發去旅行，那空氣，新鮮極了！
久大精鹽在天津的總公司非常高雅漂亮。你簡直不會相信在那民國十幾年的時代，有那麼沉穩堂皇又十分現代化的公司。它的規模在一開始就已奠定了多年不必再變的基礎與風格，所以直到幾十年後，它仍然莊嚴自信地站立在天津的市中心。這樓高四層外加一層地下室的建築，一直是我日後重要的落腳處。久大精鹽對員工子弟的照顧數十年如一日，而且無論大小員工，只要你去託他們幫忙或暫時借宿，都一視同仁，幫忙到底。
這次抵達時，久大總公司為我們這群「難民」已經準備了早點。我們一下車，就被接待到大大的餐廳。十人座位的紅木圓桌上，已經擺好了四隻十二吋盤，盛著精緻的早菜。另有小碟的花生米和清切鹹菜。饅頭和稀飯足量供應，使我們大快朵頤。
早餐之後，我們被「分發」到不同的招待處所去避難。那也是第一次，我認識到范旭東先生的大宅。那坐落在舊德租界改為「特一區」的洋房，高大敞亮，有前後兩座二層樓，後面還有一所單獨的小院，有書房和客房。大宅東側是一排小平房，專給看房子的人住。
我們抵達之後，行李早已運到，房子也已打掃清爽，大家各自打好地鋪。一切不勞我們操心。把地鋪安排妥當，大家初步認識了一下這「逃難」的高級環境，中午的時候，就有工友送開水、饅頭和包子來了。
范旭東先生經營久大精鹽，對員工照顧之周到，此是一例。這種對待員工如一家人的胸襟，怎不令大家留戀效忠，為公忘私地全力以赴？
我們和母親在天津避難，父親和全廠同仁留在原地工作而沒有內顧之憂。工廠對這類事件的處理一向是如此公私兼顧。
逃內戰的經驗，以這次最為深刻。這以後的再一次難忘的經驗，就是七七事變之後的八年抗戰了。這大宅，於是成為我們與日軍誓死對峙的年代的一個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