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蘆台屬於「冀東」。冀東人說話在四聲上和國語有一些差別。和只有一小時火車路程的塘沽的口音也完全兩樣。中國的方言是很多的，由於交通不便，常使近在咫尺的人們也說著不同的方言。所以儘管我的老家蘆台，新家塘沽，以及塘沽話的發源地——天津，和國語的發源地北平都在同一條北寧路上，相距總共也只有六小時車程，但這三個地方說話的口音卻是三種各不相同的四聲。
開學第一天，我的蘆台口音就引起同學的鬨笑。於是我哭著回家，說不要去上學了。
父親安慰我說：「怕什麼？塘沽話在我們聽來也一樣可笑。以後你聽班上那一位同學說話好聽，跟他學就是了。」
如今想來，我的選擇力不錯。當時就選定和我鄰座的馮以玉。覺得她說話的口音最好聽。沒想到所學會的竟然就是日後受用無窮的「國語」。當時政府已在推動以北平話為國語，而且「明星小學」已得風氣之先，一年級就教注音符號。這真是很可貴的。
馮以玉是杭州人，在北平長大，說的是一口軟軟的北平話。她的父親是工廠重金禮聘來的廠醫，也是塘沽這「苦海鹽邊」小荒村有史以來第一次見到的一位西醫。
留日歸來的馮大夫是全科大夫，樣子十分高貴。他那整潔考究的西裝，白淨的皮膚，閃亮的眼鏡，都是令人仰望的標誌。因為他太「貴族」了，土土的當地人找他看病，可需要不少的勇氣——怕馮大夫嫌髒。尤其是工廠尚在草創，當地工人絕大多數是文盲，而且衣不蔽體的現象一時尚未改善。當他們因衛生條件太差和衛生常識欠缺而眼睛發炎或皮膚生瘡而必須就醫的時候，馮大夫那完全不沾一點髒東西的，受過醫事訓練的外表，就會使那些工人望而卻步。相信一定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那些當地的「土」病人不敢去找他看病，而情願使用土法偏方和江湖郎中打交道，暫時辜負工廠這番促使地方「現代化」，改善醫藥服務的美意。
朝向工業化邁進的塘沽，在久大、永利兩廠的帶動之下，給人兩種不同的印象。第一個印象是胼手胝足，苦幹實幹的工業界特有的開拓精神。第二個印象卻是由於它帶來各方面的先進與經濟的繁榮，在員工福利方面，所衍生的「貴族化」的傾向，「明星小學」就是明顯的一例。和馮大夫給人的印象並駕齊驅。
「明星小學」之成為「貴族小學」，並不是因為工廠方面有意把這子弟學校辦成貴族化。它的「貴族」作風，可以說有一大部分是被老師們鑄造而成的。
明星小學老師的待遇比天津一般的市立小學整整高出一倍。而他們由於是在鎮上唯一的一所經費來源充裕的小學，久大精鹽工廠的創辦人范旭東先生的辦學方法又是當時教育總長范源濂的一脈相承。他們二位是兄弟。范源濂先生在我國現代教育史上是一位功勛彪炳的教育家，早年在日本就已幫助留日同學興辦「法政學校」，希望從基本上改革中國的教育。回國之後，曾四度任教育總長或部長。「明星小學」間接受到這位教育家的影響，因而充滿著「現代教育方法實驗小學」的意味，基本上就不受舊式法令規章的約束，完全可以由辦學者自行其是。
比如說，五年級開始學英文，至少在民國十幾年代的天津市立小學是夢想不到的事。
學校的高薪及現代化的設備，包括新式的遊戲器材，都使這所小學有更好的條件，吸引更好的師資，也使它成為遠近眾所羨慕的一所小學，卻也形成了始料不及的「貴族化」。
而馮以玉這個小同學，從一年級開始就在無形之中成為這「貴族小學貴族化」的一個典型。她在醫生之家飽受嬌寵之外，每天穿不同的衣服上學。花色質料，在在與眾不同。因此她變成老師「諂媚」的對象。這「諂媚」的動作，包括為她隨時加減衣服，帶她上廁所，下課時逗著她玩，並且要認她做乾女兒。冬天下雪的時候，我們一般小孩在風雪中走路回家，老師會把馮以玉一路送到校門口，醫生有自用的人力車在門口等待。老師看著她上車，幫她蓋上毛毯，放下棉車篷，才放心地回去。而這些鏡頭，反映在我們一般小孩子眼中，先是覺得好奇，後來，就未免有點懷疑——為什麼他們坐在自用包車裡，把腳鈴踩得「叮鈴叮鈴」地響著揚長而去，而我們要在雪地上與寒風對抗著跋涉回家呢？而為什麼老師要那麼專誠地把他們送上車呢？當寒風催出了我們冰涼的眼淚，連圍住口鼻的粗毛圍巾上都是冰花的時候，當我們拿著上習字用的銅墨盒的手，凍得特別痛的時候，為什麼沒有一位老師來關心我們一下呢？為什麼在學校一起玩鬧的小朋友，當她一登上那裝著閃亮銅車燈的包車之後，就和我們截然地分開了兩個世界，比我們高出了那麼多呢？
至於說，在學業方面，為什麼明明我的分數和馮以玉一樣，甚至有時還多一點，而上台接受獎勵時候，總是輪到她而輪不到我呢？
小孩子不會去分析那感覺，但心情上卻總有一些小小的問號，這些小小的問號對我產生的作用是一些反彈和激勵。例如，我會告訴自己：「我沒有包車，我爸爸不是醫生，但我爸爸比那拿著冷冰冰的聽筒給我聽診的馮大夫可愛多了。」
而在我心中所形成的幾條小小的結論是：「我要做個最會刻苦上進的好女兒。我要更愛我們全家。而且，我要讓老師知道我雖沒有包車，但我有我的聰明。……」
這種種模糊的、天真的，卻也帶著許多問號的想法，大概塑造了或加強了我某些相當特殊的個性，表現在我日後的生活態度上。但真正使我至今感到欣慰的卻表現在當時我和馮以玉的「化敵為友」。當我忽然自動放棄了與她在分數與獎勵上的斤斤計較，認可我在這方面比她差而情願用坦然的心情和她做朋友之後，那種釋然於懷的快樂真使我得到了「解救」。那不知從何而來的一個屬於小孩子自己所下的決定，所帶給我的輕鬆之感，在我心中，至今都不曾淡去。
但這小小的決定並未使我淡忘有些同學在班上所受的歧視。
老師對班上的同學，好惡分明。而這「好惡」不完全是基於學生的是否用功或品德的好壞；而更有一部分是基於學生的家世與他們是否工廠員工的子弟。
因為「明星小學」是塘沽唯一的一所像樣的小學，除它之外，塘沽當地剛剛辦了一所「兩等小學」。這「兩等小學」位於關帝廟後面，校舍通過一個高高在上的月台，從關帝廟的偏門進去，外面廣場就是操場。設備簡陋，也談不到正常的教學。所以當地人也希望能進「明星小學」。
工廠當局並不歧視當地人，經過測驗之後，同樣地把他們分入不同的班級就讀，老師卻對這些當地人有不少的成見。因為一來，他們是「寄人籬下」，先天上缺少一份背景；二來，他們有一部分人由於家長教育程度比較差，氣質方面自然不如工廠高級職員的子弟。老師對待這些學生在態度上，就有很大的差異。常見這些學生被老師揪著耳朵站起來，接受體罰或打手心。有兩個姓劉的兄弟，更是挨打受罰的典型。他們都是高個子，坐在後排。被老師打的時候，常是紅頭脹臉，流下的淚水和汗水混著臉上的汙泥，那狼狽可憐的樣子，給我印象萬分深刻。這印象，使我日後在教小學的時候，不但刻意避免歧視功課不好或家境較差的學生，而且更要多花一點時間去關心他們的身世背景，使他們多得到一些了解與照顧。我覺得，對一個孩子來說，在教室受歧視是最大的痛苦，無論這歧視是來自課業還是來自家境，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都不應該如此殘忍。
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對「明星小學」的印象並不好，雖然在學業上，它給了我嶄新的啟蒙教育，讓我一生都受用不盡；但它使我切身體會到的那種人與人間，無形的不平，這不平的感覺，抵銷了我對它感謝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