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革命者是失敗者？
因為成功的人走向現世和權力，
在現世和權力中，他無法再保有夢想。
※※※
九○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開的學生運動「野百合學運」，很多人應該都還有印象，那時候大批的學生駐滿中正紀念堂和台北車站，表達他們對社會改革的熱情和願望。
所謂學運，在我的學生時代，即台灣的戒嚴時期，是想都不敢想的，這個念頭從未在腦海出現。延續保守傳統的想法，總覺得學生罷課遊行搞運動如同洪水猛獸，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學才改觀。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發生過一次學生運動，稱為「五月革命」，當時學生領導法國工人包圍政府，把巴黎大學作為運動本部，對社會的影響非常大。
我在巴黎讀書時，不管任何一個科系，特別是人文科系，包括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美學等學科，教授在上課時都會不斷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變成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六八年以前是一個保守的、傳統的法國，六八年之後則是一個革新的、前衛的、可以容納各種看法的法國。
【巴黎學運的衝擊】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經是五月浪潮發生後四年，學運仍未結束。偶爾在上課時，會突然聽到樓上「砰！」的一聲，老師立刻要所有學生疏散，然後就會看到擔架上躺著一個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醫院。
學運和暴力結合，使我們這些從台灣去的學生感到恐懼，好像是政治暴動一樣。
記憶深刻的是，有些年輕老師或是高年級的學長，會在學生發動罷課時，帶領同學坐在公園或是校園裡，一起探討罷課的原因，討論當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個人都會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必須承認，這些討論改變了我對學運的看法。
在戰後的戒嚴時期，台灣沒有機會瞭解所謂的社會運動，在戒嚴法裡即明文規定不能罷課或罷工。所以在法國對學運的所見所聞，對我自己是一個巨大的撞擊，而這個撞擊牽涉到一個問題：如果所謂的民主來自於每一個個人對於所處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個人意見，那他應不應該有權利或資格表達他的意見？
由於台灣學生來自一個較封閉的社會，到了法國，對學運會出現兩極化的反應：一種是非常恐懼學運，完全不敢參加、不敢觸碰。我記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灣後擔任政府的高層工作，有時候我們私下談起時，會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幾年，得到博士學位，只認得一條地鐵的路線，就是從家裡到學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當時台灣學生留學的一種心情：我把我的專業讀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的事。
我是屬於另外一種。因為自己學的是人文，對於文化的本質有很大的興趣，因此對於學運，在某一種對政治運動的恐懼、置身事外的感覺之餘，會有一種好奇。
從小父母就常對我說：「什麼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經被父母如此告誡過。因為台灣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年代，使個人對政治會聯想到一個不寒而慄的結局，當時我心想：「我喜歡畫畫，我喜歡文學，和政治無關，大可放心。」
然而，我還是隱約感覺到身邊有一些事情在發生。
【巨大的心靈震撼】
我經常提起高中時的英文老師影響我很大，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小說家陳映真先生。他帶我們讀小說、讀現代文學，以及讀台灣一本很重要的雜誌《文學季刊》，有時候也會帶我們去看戲；我記得高一時，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他帶著帶著，到後來已經可以讀英文版的《異鄉人》。
大概在我大一時，陳映真老師被逮捕，那個年代一個人被抓不會有報紙報導，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這麼失蹤了，接著出現各種傳說，使大家覺得很恐懼。在老師被逮捕前的一個星期，我在明星咖啡屋和他聊天，那時候我已經參加了詩社，對詩有一種很浪漫的看法，覺得文學就是文學，是一種很唯美、很夢幻的追求。當我說出我的想法時，平日很有耐心的老師，卻顯得焦慮、不耐煩，他對我說了一句很重的話，他說：「文學不應該那麼自私，文學應該關心更多人的生活，走向社會的邊緣，去抨擊不正義、不公理的事情。」
當時聽了他的話，覺得有點反感，心想老師怎麼這麼武斷，這麼決絕。對於一個充滿文藝美學夢幻的年輕人而言，陳映真老師的理論讓我覺得很受傷。
一個星期後，他被逮捕了，我聽到一些傳言，說他成立了一個組織，又說他翻譯了馬克思的論著，說他的組織裡的人接連被逮捕了……我想起了在明星咖啡屋時他的這一段話。
再見到陳映真老師時，已經是七年之後，他從綠島出來，我從法國回來，彼此都經歷了一些事。我自己從被父母耳提面命：「不準碰政治」，到在巴黎時，聽到每一個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時間都在談政治，感受到六八年後法國人對政治的熱烈激昂，隨時可能會有一個同學站起來高聲朗誦出聶魯達的詩。我突然發現，革命是一種激情，比親情、愛情、比人世間任何情感都慷慨激昂。
對我來說，革命在巴黎的街道上變成了詩句，聶魯達的詩不只是詩，而是迴盪在街頭上的歌聲。
在前幾年上映的《郵差》這部電影中，你可以看到連郵差都受到聶魯達詩的影響，因為它不只是詩句，是革命的語言，會帶給你一種巨大的心靈上的撞擊和震撼，讓你覺得可以放棄一切溫馨的、甜美的、幸福的生活，出走到一個會使自己分崩離析的世界。
【革命是一種青春儀式】
在法國讀書時，我發現革命有一種很吸引人、但說不出來的東西，和我從小所理解的恐懼不一樣，使我也開始跟著要好的法國朋友，綁上頭巾，跟著遊行的隊伍前進。整個五月大概都是在罷課的狀態，而去過巴黎的人就會知道，五月的巴黎天氣好得讓你不想上課。後來我發現每次革命、每次學運都選在五月，不然就是在秋高氣爽的十月，很少有學運選在淒冷的季節，大概即使要革命也要選一個好天氣吧！更有趣的是，有時候同學還會問我：「我今天要去示威，你覺得我穿哪一件衣服比較好？」
原來學生運動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可怕，反而有一種嘉年華會似的東西，包括朗誦聶魯達的詩，包括選一件示威遊行的衣服，革命是可以重新註解的，或許，革命是因為你的青春，並且轉化為一種青春的儀式。
我突然懂了某位西方作家說過的一句話：「如果你二十五歲時不是共產黨員，你一輩子不會有希望；如果你二十五歲以後還是共產黨員，你這一輩子也不會有什麼希望。」原來他說的「共產黨」就是革命，講的是一個夢想，當你二十五歲時有過一個激昂的夢想，一生不會太離譜，因為那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寄託；可是二十五歲以後，你應該務實了，卻還在相信遙遠的夢想，大概人生就沒什麼希望了。
從這句話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革命跟詩有關，跟美學有關，而它最後導致的是一種巨大的孤獨感，因為唯有孤獨感會讓人相信烏托邦（Utopia）。「烏托邦」這個詞是音譯的外來語，但在漢字裡也有意思，代表「子虛烏有寄託出來的邦國」，它是一個實際上不存在，可是你心裡相信它存在的國度，且你相信在這個國度裡，人沒有階級，人可以放棄一切自己私有的慾望去完成更大的愛。唯獨年輕人會相信烏托邦，而尋找烏托邦的激情是驚人的。
當我與多年未見的陳映真老師碰面時，他對我的印象還停留在與他辯論詩的意義，爭得面紅耳赤，告訴他：「寫詩是一種絕對的個人的唯美，我沒有辦法接受你所說的，文學應該有更大的關懷。」他不知道七年之中我在法國經歷的一切，我也很少對人說起，只有在自己的小說＜安那其的頭髮＞中透露了一點點。
【托爾斯泰與克魯泡特金】
安那其（Anarchism）是我在法國參加的一個政治組織，又譯為無政府主義。這個流派起源甚早，在十九世紀的俄國就開始了，創始人是巴枯寧（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和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這兩個人基本上是俄國貴族；許多革命運動的發起人都是貴族，其過程也相似：先是對生活感到不滿，繼而在沉淪糜爛的貴族生活中感到存在的孤獨，最後選擇出走，例如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是一位伯爵，擁有很大很大的農莊，但是在他的作品《復活》中，他重新回顧成長過程中身為貴族的沉淪，以及擁有土地和農奴帶給他的不安與焦慮，他決定出走。我認為托爾斯泰最偉大的作品不是《復活》也不是《戰爭與和平》，而是在他垂垂老矣時，寫的一封給俄國沙皇的信。信中，他沒有稱沙皇為皇帝，而是稱他為「親愛的兄弟」，他寫到：
「我決定放棄我的爵位，我決定放棄我的土地，我決定讓土地上所有的農奴恢復自由人的身份。」
那天晚上把信寄出去之後，他收了幾件衣服，拎著簡單的包袱，出走了。最後他死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