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文學，
我們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用喜歡或不喜歡去判斷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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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每個人隨身攜帶的包包，是很有意思的事。
我曾經想寫一篇小說，關於一個人遺失了包包，被另外一個人撿到。撿到包包的人，不認識包包的主人，可是他從包包裡面的東西，如信用卡、一點點錢，還有一張寫在紙上零亂的字，可能還有一些電話號碼，他看到了人生的線索。
有時候我看自己的包包會嚇一跳：怎麼東西這麼多！像夏天時我會抽空去游泳，包包裡還會隨時放著泳褲、蛙鏡這些東西。你會感覺到，現代人的生活空間就像包包一樣，越來越複雜，擁塞著很多用得到、用不到的東西。包包的原始設計是一格一格的，可以很清楚、有秩序的分類，可是使用到最後，所有的東西還是都混在一起了。
我們好像也沒有什麼機會和時間去整理包包，就像我面對凌亂的書房時，會想到以前每隔一陣子就會找時間整理，現在時間少了。當生活變得匆忙時，整理東西好像是最不重要的事情。可是當我們真的著手整理，或是把包包裡的東西都倒出來時，會發現很多東西是不需要帶來帶去的。
人大概到最後才會懂得，重要的不是「要什麼」而是「不要什麼」。
當我在腦海裡發展這一篇小說時，又想到如果我是一個小偷，進入一個陌生人的房間，我應該會呆住吧，我想偷的不見得是金錢，可能是想借書桌上的書，架上的ＣＤ，並且開始去想住在房子裡的是什麼樣的人？
我的生命裡，最大的好奇就是去發掘一個新領域裡的生命痕跡。就像在公車上，看到一個人的臉，從他的臉上可以找到今天跟誰吵過架，發生過什麼事的線索。這是生命的痕跡，會留在人的臉上、身上，揹的包包裡、所處的空間裡。甚至是他口袋裡的一隻小皮夾，都有可能藏著一些東西。我曾經在游泳池的更衣間，撿到一隻皮夾，打開一看，發現裡面只有學生證。應該是屬於一個學生的吧，在我把皮夾交給管理員之前，我翻了翻皮夾，那種感覺非常奇妙。
這應該就是文學的開啟吧，我忽然覺得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生命和另一個生命是絕對沒有關係的。
這也讓我想起一部電影《雙面薇諾妮卡》（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Ｖｅｒｏｎｉｑｕｅ），導演奇士勞斯基（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 Ｋｉｅｓｌｏｗｓｋｉ，１９４１—１９９６）最大的興趣就是在尋找線索，所以他讓兩個不同領域的女孩，一個在波蘭，一個在法國在冥冥之中藉著電話裡的聲音，開始交會。
那是非常奇特的感覺。就像看到有人把包包打開，把東西一一拿出來的時候，我楞在那邊，彷彿是一幅電影畫面，或者就是我的小說想要描述的場景。我的眼睛忽然從一架無意識、無情感的攝影機，變得有情、有感覺，我看見這些東西與人的生命有著密切的關連。
文學的眼睛就是如此。就像我剛剛說的，小偷潛進房間是要偷東西，作家進入一個空間，也是要偷東西，只是偷的東西不同，他要偷的是一些人生的線索和跡象。
我用「偷」而不用「了解」，因為我認為人跟人之間沒有了解，只有好奇。
即使親如丈夫、妻子、母女、母子。一個二十四小時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當他打開包包時，你也會覺得陌生，你會發現原來有一部分的他，是你完全不知道的。我想，人跟人的相處是不可解的，每個人都是在了解與陌生之間游離，不可能有絕對的看破。
當有人說「這是我的丈夫，所以我很了解他」時，她說的是一個假設。譬如我的母親，我會預設我是非常了解她的，可是當有一天，我坐在八十幾歲的母親面前，有一剎那的感覺是，我好像不認識這個人。
父親過世後，我一直想寫他。但我不能把他當作父親寫，否則只會寫出「爸爸你走了，我很難過」之類八股而不會動人的東西。我要先否定我對他的了解，讓他變成一生人，因為陌生，我能進入很多事件中，去想這個男人真正在心裡想什麼？他跟母親相愛嗎？他這一生中有沒有什麼願望沒有完成？
如此一來，文學才有發芽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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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座橋樑，
重要的不是目的和結局，而是過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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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真相與假象】
文學其實是一種疏離。你在鏡子裡看自己的時候，若能夠疏離，就能產生文學。但通常我們無法疏離，我們很容易投射，很容易陶醉，很容易一廂情願，所以會看到很多的「假象」，也就是《金剛經》裡面講的，我們一直在觀看假象，觀看一些夢幻泡影。
許多我們自以為了解的事物都可能是假象。譬如說「父親」，他可能就是一種假設，什麼叫做父親？要如何去定義？是血緣還是基因，或是一種角色？父親同時是一個男人，這個男人是不是也符合我們的假設？這些問題很複雜，往往超過我們的理解。
我記得小時候，一到母親節，就要寫一篇作文歌頌母愛。這些文章，現在讀起來覺得很空洞。我猜想，如果班上有一個人是被母親虐待的（我們的確在新聞事件裡看到親生母親虐待子女），他會在作文裡寫出事實或者依舊歌頌母愛嗎？
他極有可能會用「假象」取代「真相」，因為我們對於假象已經習以為常。
當我們破除一些對於人生的假設，有了悟性的看破時，就可以不帶成見的去看一切事物，這才是文學的開始。如果心存假設，例如丈夫看到妻子把包包裡的東西倒出來，開始嘮叨：「妳怎麼買那麼多東西，怎麼放得這麼亂？」文學恐怕無處著根了。
所以我說文學是一種疏離，保持旁觀者的冷靜，去觀看一切與你有關或無關的事。
但並不容易，有時候我們甚至會覺得假象比真相更真實。
小時候我常聽到母親說，台灣的水果難吃死了，西安那個水果多大多甜。等我真正到西安，買了西安的水果，那滋味比台灣的水果差太多了。我的母親在台灣居住了幾十年，但因為鄉愁，讓她把故鄉的水果幻想成不可替代的，最後假象就變成了真相。
我常在想，要不要告訴母親，西安的水果其實很差很差呢？
這就是一個文學家要面臨的問題，他在文學與人性之間游離，好像有點殘酷，但絕對不是冷酷，他是在極熱和極冷之間。
我常引用《紅樓夢》裡的一句話形容：「假作真時真亦假」，把假變成真，是一種文學，把真變成假，也是一種文學——就是在游離，不屬於任何一者。
《紅樓夢》之所以成為最偉大的一部小說，因為作者很清楚的游離在真與假之間。有的時候他就是賈寶玉，有時候他不是，有時候他比別人更殘酷的看待賈寶玉這個角色。他是在游離，所以成就最了不起的文學。
那麼文學的終極關懷到底是什麼？我覺得就是人生真相與假象反覆的呈現。
文學和哲學不一樣，哲學是尋找真相，可以一路殘酷下去，可是文學常常會有不忍；它不忍時就會「假作真」，它殘酷時就會「真亦假」，然後讓人恍然大悟。
我母親因為離開家鄉太久，所以把情感寄託在家鄉的水果。她常說西安的石榴多好多好，她說的不是石榴，是她失去的青春歲月，是她再也見不到的母親與故鄉。所以石榴的象徵意境越來越大，越來越甜，越來越不可替代；而她每一次在異鄉吃到的水果，都變成憎恨的對象。
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顆不可替代的石榴吧。我常常問自己：身上背負的石榴是什麼？我也會害怕，當幻想越來越美好，越來越大時，有一天我就沒有辦法面對真相了。
【文學與哲學】
小學的作文課上常常會寫母親，寫父親，我常會想，這個題目是不是太難了？最深的感情最不容易提筆。朱自清寫＜背影＞的時候，也是在他自己已經非常成熟的狀態，所以可以處理親情中很多複雜的，糾纏的東西。
人生就像是一本永遠閱讀不完的書，每一次覺得懂了，又會出現一個新的、不懂的東西。我相信今天孩子要寫父親，寫母親，或是妻子寫丈夫，丈夫寫妻子，都非常困難，因為裡面糾纏著太多太深的人性。
我常覺得讀《金剛經》是為了幫助我去看另一部人生的《金剛經》，也就是人生的本相。我會開始去想，為什麼說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這些話在大學的時候以為讀懂了，其實是假的；今天當你真正看到一個人在你面前消失不見，那種夢幻性、泡影性才顯現，或者當你抓著父親的手想把體溫給他卻無能為力的時候，「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這句話才發生意義。
文學會把真變成假，就是在面對現實的艱難、痛苦時開始幻想。幻想是自我治療的方法，在心理學上，幻想也是一種很有趣的機制，可以讓人暫時脫離現實的災難。當然幻想到某一種程度會變成病態，而文學就是在試探，好像走鋼索的人，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