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物化是不知不覺的，
真的是不知不覺的……
我們可能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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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八四○年左右，西方世界出現一種新的思想，我們籠統稱之為左派思想，也就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於平衡資本主義。如果不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其實是一種哲學，馬克思、恩格斯等人至今在哲學史上仍有其地位。此外，無政府主義者（安那其主義）如法國的普魯東（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俄國的克魯泡特金（Ｐｅｔｅｒ 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這一群人，也都提出一個問題：如何制衡人的物化？
在他們的哲學中，最重要的一個檢查能力是：人不可以物化。意思是說，物質要發展沒有錯，可是人還是要作主人，不可以為物所役。你買車子、買房子都沒有錯，可是不要到最後變成車奴、房奴，變成你在養它，而不是它在讓你幸福。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已經有這樣的思想。春秋戰國時代是生產經濟很蓬勃的時期，因為鐵發現了，而最早發現鐵的人，犁田的速度加快許多，自然生產量暴增，所以就出現大的商戶，如呂不韋，他可以把《呂氏春秋》公告在城牆上說「一字千金」，誰能更動一個字，就給他一千兩的黃金，這種氣派，到今天也很少有。
就在物化的環境中，刺激了哲學家的出現，如老子、莊子、孔子，他們面對社會物化的現象，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譬如老子說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意思是要大家不要過分追求感官刺激，因為太多顏色，眼睛就會瞎掉，太多聲音，耳朵就會聾掉。
又譬如墨子提出「兼愛」，要求你如果想要擁有某樣東西，要問別人是不是也有？不要一個人很富有，其他人卻是因為「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
在春秋戰國那樣一個物化的環境中，刺激了諸子百家許多優秀的哲學家出現，形成一種思想的分裂，而這種分裂是有好處的，像墨子、孔子周遊列國，因為他們要到一個他們可以講話的地方去講，商鞅也不是秦國人，但他跑去秦國講他可以被接納的哲學系統。
我們可以說，那是一個好的時代，因為可以產生一個好的思想上的制衡，現在呢？
我想，我並不擔心我們要面對台灣這麼一個高度物化的現象，我擔心的是有沒有一個力量出來制衡？
或者是說，為了刺激商業，財團、企業或者商人在進行物化的工作，那麼教育界、學術界是不是應該要扮演一股清流，出現像老子、莊子這樣的人？
當我們打開報紙，看到那些應該產生老子、莊子的知識殿堂也被物化時，才是最恐怖的事。
在法國，學術界在社會物化的過程中一直是扮演清流的角色。法國印象派大師莫內在一八七○年左右曾經逃亡到倫敦，因為他支持的社會主義黨巴黎公社，遭到法國政府的鎮壓。這是社會精英分子以一個比較平衡的觀點去對抗資本主義的例子。但在台灣，我真的很懷疑，所謂的「知識分子」、所謂的「精英」，是不是也一起在物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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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物化
沒有絕對精神上的快樂，
也沒有絕對物質上的快樂，
走向極端的任何一邊，
都可能導引出一種不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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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應把持的價值】
我們的文化有這麼深厚的哲學底子，仍難逃被物化的命運，我想，也許是商業太厲害了，厲害到已經滲入校園。我在大學裡面，看到教授講的話，學生辦的活動，其實都是非常商品化的。
第一講曾提到，我幫朋友代課三個星期，課後和學生聊天，學生告訴我有一個剛從美國拿了碩士回來的老師，上課時兩支手機輪流響。我聽到這樣的話，對照那位為了買手機而搶劫的學生，真的一點都不意外。
在大學教書的老師，難道不會在上課時請學生關機嗎？為什麼自己卻是兩支電話輪流響，還被學生當作笑話在校園裡流傳。老師很忙，忙什麼？忙賺錢，這個時候你還能夠教學生嗎？
如果我們覺得大學生搶錢去買手機令人錯愕的話，那麼更該錯愕為什麼會有在課堂上講手機的老師？
我自己在上課時，即使只是代課，都會跟學生說：如果你們的手機響了，我就不要代課了。這是一種最基本的道德，尤其是在追求知識時，更應該共同遵守。當老師在課堂上講手機，而且是兩支手機輪流講，並被學生傳為笑談時，這個教育系統一定是有問題了。
又譬如台灣的建築系，會鼓勵學生到建築事務所打工，工作到沒日沒夜，學校的功課可以不作，因為這些老師本身就是建築事務所來的。這個時候，學生已經加入社會的賺錢行列中，他沒有一個制衡的力量。可是你去看看法國建築系的學生，他很可能在思考五十年以後法國會出現什麼樣的建築物？他不是關心當前商業的消費，他關心的是我能不能在建築史上有所突破？
同樣是慾望，法國建築系的學生要的是一種名譽的、清高的渴望，而我們的學生卻是想著如何在畢業以前就把錢賺飽。建築系的學生如此，資訊系的學生也是，他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設計出一個程式，引導一場電腦的革命，而不是趕快發展一種軟體在光華商場上賣錢，或是畢業後要進入哪一家大公司當工程師。
如果我們的思維是困在消費形態中，整個大學體制就會垮掉。
我很幸運，教導我的老師都是非常優秀，如俞大綱先生、陳映真先生，他們的道德人品非常高尚，讓我受益良多；他們沒有被物化，他們對社會有自己的良心，他們把知識分子應該把持到最後關口的價值留在身上。
【祭祀繁榮經濟的動物】
另一方面，我們的工商界也非常需要人文的東西，今天很多有見識的大企業家都已經後悔當初提出「科技導航」的觀念，他們認為過度強調科技的發展，讓台灣因此變成沒有倫理、沒有道德的科技島，變成一個……怪物！
就像多年前就有人檢討新竹這個地方，因為高度發展科技，所以這裡的大學和科學園區的形態，均變成一個非常冰冷，沒有人際關係的環境。
當時我去科學園區演講，對象都是高薪的科技新貴，他們讓新竹縣市的國民所得僅次於台北市。他們對我說，我們不是機器啊，我們不能整天高科技，我們也要看電影，也要書店，也要有畫廊，可是這些新竹都沒有。
這就表示在城市設計之初，這些人就被當作機器，不是當作人。才有後來急速的需要畫廊，書店，安排大量的演講帶動人文的建設。我們在一個很狹窄的「經濟起飛」的觀念中，把人整個犧牲掉了。
所以後來我辭掉大學的工作，在民間上課，我的學生都是在科技領域或是企業界主管級的人物。我開始覺得要挽救的是這一批在商業系統當中物化得最嚴重的人。他們極不快樂，因為問題已經發生了，使他們的精神苦悶，也因為不快樂，所以我說的話，比較容易聽得進去，他們比較願意做一些挽救的工作，而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也許是比大學更大的。
【走上極端的另一邊】
我要強調的是，經濟文明不是不好，不好的是沒有平衡的力量。
物質與人文是兩個極端，我不想從兩全其美的角度去思考，我認為人精神上的快樂與物質上的快樂，需要平衡；沒有絕對精神上的快樂，也沒有絕對物質上的快樂，走向極端的任何一邊，都可能導引出一種不健康的生活。
我的意思是說，當你擁有一個物質的時候，你要能清楚且不斷的問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擁有這個物質？
譬如說你有一棟房子，住在這棟房子裡會讓你感覺到快樂，因為房子提供你生活的安全感，或是提供你視覺上的享樂，你可以看到山、看到水，感覺周遭環境帶給你精神上的滿足。這個時候你就是擁有物質。
相反的，你買一棟房子的原因，只是因為這個地區要蓋捷運，房價要漲了，或是這邊的房子值得投資，錢途看好，這就是一種物化。房屋的價值不是由你在主控，你是被物質所擁有的。
如果你讀過《小王子》，就會很清楚孩子在形容房子的美，和一個功利的商人形容房子的美，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對於自己要坐臥起居的地方，只是關心價格，我們就不會得到擁有那棟房子真正的快樂。
就好像有錢的人不一定快樂，如果他只是擁有空洞的數字，他的精神是匱乏的。
話說回來，人文與物質的兩難自古皆然。
中國人有一種世界上少有的、特別的觀念：特別壓抑商人。我們講士農工商，把商人擺在四個階級裡面的最後一位，整個社會也充滿了一種，幾乎是過度的，對商業的羞恥感，一直到清朝以前都是這樣的狀況。即使商人想盡辦法，為他的兒子買一個舉人、秀才，附庸風雅，到最後還是被覺得庸俗。
而為什麼說「附庸風雅」？就是以人文為價值的最高標準。所以在大部分的朝代，商人很有錢但不敢太過囂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