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需要把問題釐清，
到底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什麼樣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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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看很多社會事件時，會從法律的角度，看到一個加害者，一個受害者。可是社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整體，對於一件事情，除了法律觀點之外，還會有道德、文化、宗教觀點，任何一種觀點的偏廢，都是不好的。社會本來就需要平衡，不可能只有某一部分，只有法律沒有辦法完完全全讓人類的文明變好，只有道德或只有文化，一樣是不可行。
基本上，我們也沒有辦法將它們分開。沒有文化的法律是粗糙的法律，是沒有對人關懷的法律。法律是為了什麼存在？是為了關心人，它的本質是「哀矜而勿客」，也就是說，再怎麼去制定法律，都要知道這是不得已。我們今天看到一個重刑犯伏法，很慶幸的說，這個人十惡不赦，被判死刑活該，也覺得制定這樣的法律會對犯罪有抑制的作用，但實際上，法律沒有辦法制止任何東西，這種報復性的法律就是沒有文化的法律。
當眾人在指責一個人的「惡」的時候，我覺得最大的惡意是在眾人之中，而且眾人的惡意是殺人的動力，大家都急於要把一個人判死刑、要他死，這是很恐怖的。但我們的媒體不會去檢討這樣的東西，甚至去「偽善」，我覺得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我想，真正好的、有文化的規範，是內省的，不是向外指責。一味的向外指責時，他就沒有能力去解讀更多的東西，他就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或是媒體煽動。
話說回來，民眾很容易被煽動，也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受教育的過程，或者打開電視廣播媒體，會發現大部分的聲音都是在煽動。男孩子在青少年時期看了多少媒體播放的色情片，讓他的情慾只剩下雄性動物的原始本能，而在他情慾過剩時，他想到的發洩方式就是去強暴。那麼在大眾指責他時，是不是也要連帶一起檢討媒體的部分？又譬如孩子成天在電玩遊戲中打打殺殺，讓他把暴力視為理所當然，而在一氣之下動手殺人時，那些真正殺人的、為了賺錢、為了商業利益，所設計出來一套一套的電玩遊戲，也應該被檢查、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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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倫理
「難」絕對是生命中幸福的開始，
「容易」絕不是該慶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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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省能力需要教育】
我覺得，很多新聞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大眾，因為這些事件會層出不窮，在這個社會裡一再發生，今天是在別人身上發上，誰知道下一次會不會在我的身上發生？它是一個隨時會爆炸的東西，我們都是受害者。
這時候光靠法律也是沒有意義，我的意思就是說，一個更大的果報在後面等著我們，當人們沒有內省能力，忙著指責別人時，他遲早會用不同的方式在殺人，甚至法律也是在殺人。
內省能力需要教育，並不是天生的，如果教育沒有引帶出個人的內省能力，最後卻要求他自省，我們就是殺人兇手。就好像我們讀到報紙上寫，殺人兇手看到對方死掉還會微笑，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痛恨得要死；可是他在電玩遊戲裡，不就是如此，打到一個人死掉，他當然微笑，因為他可以得分、得到獎賞。
我們不可能不讓孩子去接觸這些東西，不只是在台灣，全世界都是如此，因為裡面有商業利益，有利益就會有人做，包括色情影片，包括暴力遊戲，就是因此而廣為流傳。
如果我們用「因果」的概念來看這些問題，要改變「果」就要改變「因」，如果我們對於「因」無能為力，這個「果」也是理所當然。
我們需要對於「因」的覺悟，當看到那麼多那麼可怕的滅門血案、強暴案、兇殺案時，不是事不關己的看過就算，也不是捧著八卦雜誌從中得到亢奮的快感；我常常覺得事件發生時，圍觀的群眾本身都在幫助血案兇手，用殘酷一點的話來說，好像要吸血才能活著的那種感覺——因為他的生活很單調很無聊，所以他把傷害事件當作一種刺激，沒有任何反省與自覺。
我覺得那是整個社會共同的殘酷。
而背後巨大的因果是，什麼樣的人選出了什麼樣的民意代表，什麼樣的民意代表在制定什麼樣的法律，什麼樣的法律推動什麼樣的社會；個人與這個巨大的因果鏈或許難以抗衡，或許會有很深的無力感，但我們仍然願意用一點點的演講，一點點的書寫，一點點的影響力，去對抗電視一打開看到的肢體衝突、粗俗咒罵，因為這是我們自己造的因，我們自己也在這個果報當中。
台灣人因為多次面臨政治的更替、社會的轉型，基本上是被壓迫的，所以在性格上有某些弱點，容易被煽動；因為容易被煽動，就會滾成另外一個因果，並且造成文化層次的斷裂，而不同層次的人也很難互相溝通。這是回到人民本身素質的問題，但這個部分不是今天靠著兩句口號，要提高人民素質就提高，還是要用一個大量性的媒體去發生影響力。我曾經有一個很奇怪的願望，就是希望進入媒體，感化媒體，卻發現進去的人全部陣亡。有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說他要離開媒體，他說他爸爸很生氣，因為兒子在那個媒體做事，讓他覺得好驕傲。但他自己卻痛苦不堪，因為他覺得每天要處理那些新聞，已經讓他整個生命都扭曲了。
我從他的聲音聽到，他已經虛脫了。他每天辛苦採訪，可是新聞播出來時，他自己看了都嚇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跟他在學校學的新聞規則完全不一樣。這是一個還有感覺、有人性的學生，所以他在那樣的地方會有衝突，但我想他如果不退下來，再做幾年，他也就麻木了，甚至可能會開始認同。多少和我同年齡的朋友，在媒體工作，都已經是主管級了，他們就是視而不見，因為他們覺得每一個電視台都在爭收視率，他們沒有做錯。
我想我們這一代的人會更清楚，因為我們童年沒有電視、沒有電話、沒有電腦，可是我不覺得那個時候不快樂。很多人說那是經濟貧窮的年代，我認為是絕大的誤解。我不覺得那時候「窮」，那時候有一個這麼富足的大自然，在山上、在河裡可以看到那麼多種的生物，那時候的人有豐富的生命，也有豐富的人性。
【由大國操控的意識形態】
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說，我一直認為台灣是「第三世界」，基本上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資本主義系統中的加工出口處，本身沒有自主性的經濟，而是由大國操控，早期是蘇聯或是歐洲，現在則是美國。這些強國把訂單丟給台灣，台灣就以其廉價勞力來生產，賺取酬勞，因此變得富有，卻也失去了自主性。近幾年來，台灣的電子業比較興盛了，卻還是受制於國際市場，就是說美國一打噴嚏我們就感冒了。
一般而言，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這幾個地區都是典型的第三世界，以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馬首是瞻。比如說電影《鐵達尼號》關我們什麼事？可是經由美國巨大的好萊塢經濟體制，它可以行銷全世界，成為一個夢想，一個偉大的、感人的東西，其實這是意識形態的傾銷，最後我們就會接受，就像現在穿衣服的方式、吃東西的方式，甚至談戀愛的方式，都已經跟第一世界一樣，我們也用這個意識形態去面對很多生命現象。
事實上，第三世界是很不自主的，從物質的不自主到政治、經濟的不自主，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的不自主。台灣是很典型的第三世界，而且不想反抗。
相反的，伊朗也是第三世界，卻在這幾年用激烈的力量去對抗第一世界。我們在台灣報導伊斯蘭教國家的資訊，常常是翻譯自美國新聞，對於伊斯蘭教國家的印象，就是獨裁、野蠻、恐怖分子很多，我們並不知道像伊朗這樣的伊斯蘭教國家有什麼樣的文化，在近百年來受到什麼樣的屈辱，只知道在伊斯蘭教文化中，一個男人可以娶四個太太，我們透過美國人的轉述，覺得這個文化很落後，就是屈辱了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族群生態。我們從來沒有好好認真思考，伊朗之所以為伊朗的原因。
伊朗導演阿巴斯（Ａｂｂａｓ Ｋｉａｒｏｓｔａｍｉ，１９４０）的電影，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歡。尤其在台灣這麼快速、這麼講求物質的社會裡，實在更應該安靜的去看看阿巴斯的電影，像《櫻桃的滋味》（Ａ Ｔａｓｔｅ ｏｆ Ｃｈｅｒｒｙ）。阿巴斯是留過學的，他也有受到第一世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所以他的電影裡有一幕是導演要一個女孩說我愛你，這個女孩是臨時演員，前面台詞都沒有問題，每到那一句「我愛你」時，她就講不出來。導演說，妳怎麼搞的，妳現在應該講這句話，女孩說好，可是開麥拉後，鏡頭對著她，她還是講不出來，就這樣重複了二十幾次。那部電影很奇怪，我想沒有耐心的觀眾大概看不下去，我第一次看也覺得莫名其妙，這個導演怎麼會一直重複，那個女孩也一直重複，為什麼這麼一句簡單的台詞，她都說不出來？讓導演簡直是氣死了。
最後有人把導演叫到旁邊說，這裡的女孩子不可以跟男人講這句話，因為她還沒結婚。雖然導演認為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