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所謂「花絮」，同平常報紙上所見到的大異其趣。因為我一時想不出更恰當的名稱，所以姑先借用一下。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難友們的一些比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瑣瑣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給我印象比較深的。雖是小事，卻小中見大，頗能從中窺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點。又由於大家都能瞭解的原因，我把人名一律隱去。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誰，用不著學者們再寫作《＜牛棚雜憶＞索引》這樣的書。
【一、圖書館學系一教授】
這位教授作過北京圖書館的館長，是國內外知名的圖書館學家和敦煌學家。我們早就相識，也算是老朋友了。這樣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難以倖免，是意中事。我不清楚加在他頭上的是些什麼莫須有的罪名。他被批鬥的情況，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們竟在牛棚中相會了。反正我們現在早已都變成了啞巴，誰也不同誰說話。幸而我還沒有變成瞎子，我還能用眼睛觀察。
在牛棚裡，我輩「罪犯」每天都要寫思想匯報。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間訓話時，完全出我意料，這位老教授被叫出隊外，一記清脆響亮的耳光聲在他臉上響起，接著就是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裡。原來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紙來寫思想匯報，遞到牢頭禁子手中。在當時那種陰森森的環境中，我一點開心的事情都沒有。這樣一件事卻真大大地讓我開心了一通。我不知道，這位教授是出於一時糊塗，手邊沒有別的紙，只有使用手紙呢？還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膽，有意嘲弄這一幫趾高氣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牢頭禁子？如果是後者的話，他簡直是視這一般手操生殺大權的丑類如草芥。可以載入在舊社會流行的筆記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為我們這一批階下囚出了一口氣。
【二、法律系一教授】
這位教授是一個老革命幹部，在抗日戰爭以前就參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調到北大來時，曾專門找我，請我翻譯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論》。從那時起，我們就算是認識了。以後在校內外開會，經常會面。他為人隨和、善良，具有一個老幹部應有的優秀品質。我們很談得來。誰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們竟有了「同棚之誼」。
在黑幫大院裡，除非非常必要時，黑幫們之間是從來不互相說話的。在院子裡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頭，連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這位教授之間的情況，也並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個禮拜天，下午被牢頭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個按照批准回棚的時間先後回來了。我正在牢房裡坐著，忽然看到這一位老教授，在一個牢頭禁子的押解下，手中舉著一個寫著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間間的牢房，一進門就高聲說：「我叫某某某，今天回來超過了批准的時間，奉命檢討，請罪！」別的人怎麼樣，我不知道。我卻是毛骨悚然，站在那裡，不知所措。
【三、東語系一個女教員】
她是東語系教蒙古語的教員。為人耿直，裡表如一，不會虛偽。「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麼人告密，說她是國民黨三青團的骨幹分子。這完全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沒有旁證。大概是因為她對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夠尊敬，莫須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變成「罪行」之勢。當我同東語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勞動的時候，最初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學校東門外的一個頗為偏僻的地方，揀地上的磚頭石塊，有一個工人看管著我們。有一天，忽然這一位女教員也去了。我有點困惑不解。我問她，是不是系革委會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說：不是。「既然不是，你為什麼自己來呢？」「人家說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覺。因此自動自願地來參加勞動改造了。」她這種邏輯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這是我心中的一閃念。我對於這種類似耶穌教所謂「原罪」的想法，覺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這個人的為人。但是，在我當時的處境中，自己是專政的對象，「只准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我敢說什麼呢？
如此過了一些時候。等我們被押解到太平莊去勞動的時候，「罪犯」隊伍裡沒有她。這是理所當然的。焉知禍不單行，古有明訓。等我們從太平莊回來自建牛棚自己進駐以後，最初也沒有看到她。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我自己心裡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經是傍晚時分，從黑幫大院門外連推帶搡地推進一個新的「棚友」來，我低頭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員。我這一驚可真不小。我原以為她已經平安過了關。用不著再自投羅網，「魚目混珠」了。現在，「胡為乎來哉！」她怎麼到這閻王殿來了呢？這次看樣子決不是自動自願的，而是被押解了來的。儘管我心裡胡思亂想，然而卻一言不發，視而不見。
有一個牢頭禁子問她：
「你叫什麼名字？」
「××華。」
「哪一個『華』呀？」
「中華民國的『華』」。
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個「反革命罪犯」竟敢在威嚴神聖的、代表「聶」記北大革委會權威的勞改大院中，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下為「中華民國」張目，是可忍，孰不可忍！簡直是膽大包天，狂妄至極！非嚴懲不可！立即給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拳足交加，打倒在地。不知道是哪一個有天才的牢頭禁子，忽然異想天開，把她帶到一棵樹下。這棵樹長得有點奇特：有一枝從主幹上長出來的支幹，是歪著長的。她被命令站在這個支幹下面，最初頭頂碰到樹幹。牢頭禁子下令：
「向前一步走！」
她遵令向前走了一步。此時她的頭必須向後仰。又下了一個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時樹幹越來越低，不但頭必須向後仰，連身子也必須仰了。但是，又來了一個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時樹幹已極低。她沒有練過馬戲，腰仰著彎不下去。這時口令停了。她就仰著身子，向後彎著站在那裡。這個姿勢她連一分鐘也保持不了。在渾身大汗淋漓之餘，軟癱在地上。結果如何，用不著我講了。我覺得，牢頭禁子把折磨人的手段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然而，這一位女教員卻是苦矣。
一夜折磨的情況，我不清楚。第二天早晨起來，我看到她面部浮腫，兩隻眼睛下面全是青的。
【四、生物系黨總支書記】
我在北大搞了幾十年的行政工作，校內會很多。因此，我早就認識這一位總支書記。我們可以算是老朋友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在劫難逃，是天然的「走資派」。所以在第一陣批走資派的大風暴中，他就被揪了出來。第一個「六．一八」鬥鬼，他必然是參加者之一。在這一方面，他算是老前輩了。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擁護那位「老佛爺」的「造反派」，生物系特別多。在黑幫大院的牢頭禁子中，生物系學生也因而佔絕對優勢。我可是萬沒有想到，勞改大院建成後，許多「走資派」在被激烈地衝擊過一陣之後，沒有再同我們這一批多數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牛鬼蛇神」一起被關進來。這一位生物系總支書記卻出現在我們中間。
大概是因為牢頭禁子中生物系學生多，他就「沾」了光，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詳情我不清楚，不敢亂說。我只看到一個例子，就足以讓人毛髮直豎了。
有一天，中午，時間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熱，太陽光照得最——用一句山東土話——「毒」的時候，我走過黑幫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陽照射的地方，站著一個人：是那位總支書記。雙眼圓睜，看著天空裡像火團般的太陽。旁邊樹蔭中悠然地坐著一個生物系學生的牢頭禁子。我實在莫名其妙。後來聽說，這是牢頭禁子對這位總支書記懲罰：兩眼睜著，看準太陽；不許眨眼，否則就是拳打腳踢。我聽了打了一個寒戰：古今中外，從奴隸社會一直到資本主義社會，試問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懲罰？誰要是想實踐一下，管保你半秒鐘也撐不下來。這樣難道不會把人的眼睛活生生地弄瞎嗎？
此外，我還聽說，沒有親眼看到，也是生物系教員中的兩位牛鬼蛇神，不知怎樣開罪了自己的學生。作為牢頭禁子的學生命令這兩位老師，站在大院子中間，兩個人頭頂住頭，身子卻儘管往後退；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能夠站著，就全靠雙方彼此頭頂頭的力量。
類似的小例子，還有一些，不再細談了。總之，折磨人的「藝術」在突飛猛進地提高。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專著。如果年久失傳，實在是太可惜了。
【五、附小一位女教員】
這個女教員是哪個單位的，我說不清楚了。我原來並不認識她。她是由於什麼原因被關進牛棚的，我也並不清楚。
根據我在牛棚裡幾個月的觀察，牢頭禁子們在打人或折磨人方面，似乎有所分工。各有各的專業，還似乎有點有條不紊，涇渭分明。專門打這位女教員的人就是固定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