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真正緊張了。我原以為自己既無辮子也無尾巴。可人家「革命家」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是十分可怕的，有的簡直是鮮血淋淋的「鐵證」。儘管我對自己沒有失去信心，但是對這些「革命家」我卻是完全沒有辦法了。在派性加形而上學的控制之下，我能有什麼辦法說服他們呢？
這是決不可能的。
我於是連夜失眠。白天神經緊張到最高限度，恭候提審，晚上躺在枕頭上，輾轉反側，睜大眼睛，等候天明。我茶不思，飯不想，眼前一片漆黑，而且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黑暗才會過去。能不能過去？我也完全失掉了信心。我白天好像都在做夢。夜裡，在亂夢迷離中，我一會兒看到那一把菜刀，覺得有什麼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別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驀然醒來。我一會兒又看到那一隻裝滿了燒掉一半的信件的籃子。那籃子忽然著起火來，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邊。我又出了一身冷汗，驀地醒來。我一會兒又看見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蔣介石張開血盆大口，露出了滿嘴的硃齒獠牙，正想咬我。宋美齡則變成了一個美女蛇。我又出了一身更大的冷汗，霍地從夢中跳了出來。
這難道是一個人過的日子嗎？
最可怕的還不是這一些東西。
最可怕的是環顧眼前，瞻望未來。
環顧眼前，我已經墜入陷阱，地上佈滿了蒺藜和鐵刺，讓我寸步難挪。
我反對那一位「老佛爺」，這一下子可真捅了馬蜂窩。站在我對立面的不都是壞人，我相信絕大部分是好人。可是一旦中了派毒，則不可以理喻。他們必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我自惟二十多年以來，擔任東語系的系主任，所有的教員，不管老中青，都是直接或間接由我聘請的。我雖有不少缺點，但從不敢作威作福，總以誠待人。如今一旦分派，就視若仇人，怒目相向，我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原來我認為是自己的一派，態度與敵對的一派毫無二致。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岡山的人也爭先恐後，落井下石。他們也派自己的紅衛兵到我家來，押解我到屬於井岡山的什麼地方去審訊。他們是一丘之貉，難兄難弟。到了此時，我恍如大夢初覺，徹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讓我難以理解也難以忍受的是我的兩個「及門弟子」。其中之一是貧下中農出身又是「烈屬」的人，簡直紅得不能再紅了。學習得並不怎樣。我為了貫徹所謂「階級路線」，硬是把他留下當了我的助教。還有一個同他像是「棗木球一對」的資質低劣，一直到畢業也沒有進入梵文之門。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為了「不讓一個階級弟兄掉隊」，我在課堂上給他吃偏飯，多向他提問。「可憐天下老師心」，到了此時，我成了「階級報復」者。就是這兩個在山（井岡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審訊，口出惡言，還在其次。他們竟動手動腳，擰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釀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這一位姓馬的「烈屬」屢次揚言：「不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夠永遠掩蓋的。到了今天，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經背叛了祖國，跑到歐洲的一個小國，當「白華」去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吐出的吐沫最後還是落在自己臉上！我腦袋裡還有不少封建思想，雖然我不相信「一日師徒，終身父子」這樣的說法。但是對自己有恩無怨的老師，至少還應該有那麼一點敬意吧！
總之，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實際上，完全陷入一條深溝之內，左右無路，後退不能，向前進又是刀山火海。我何去何從呢？一年多以來，我看夠了鬥爭走資派的場面：語錄盈耳，口號震天；拳打腳踢，耳光相間；謾罵凌辱，背曲腰彎；批鬥完了，一聲「滾蛋！」踢下鬥台，汗流滿面。到了此時，被批鬥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來。我作為旁觀者，膽戰心顫。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現在豈但辱而已哉！早已超過了這個界限。我們中華古國，禮義之邦，竟有一些人淪落到這種程度，豈不大可哀哉！原來我還可以逍遙旁觀，而今自己已成甕中之鱉，阱中之獸，任人宰割，那些驚心動魄的場面就要降臨到自己頭上了！何況還有別人都沒有的裝滿半焚信件的籃子、一把菜刀和蔣介石的照片。我就是長出一萬張嘴，也是說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惡極，罪在不赦」。但是要我承認「天王聖明，臣罪當誅」，那是絕對辦不到的。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鬥的走資派更無希望。血淋淋的鬥爭場面，擺在我眼前。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從呢？
我必須做出抉擇。
抉擇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忍受一切，一是離開這一切，離開這個世界。第一條我是絕對辦不到的；看來只有走第二條道路一途了。
這是一個萬分難做的決定。人們常說：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倘有萬分之一的生機，一個人是決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的。況且還有一個緊箍咒：誰要走這一條路，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都是「自絕於人民」。一個人被逼得走投無路，手中還剩下唯一的一點權利，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這是「自絕於人民」的話，我就自絕於人民一下吧。一個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還怕什麼呢？「身後是非誰管得？」我眼睛一閉，讓世人去說三道四吧。
決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靜下來了，而且異常地平靜，異常地清醒。
我平靜地、清醒地、科學地考慮實現這個決定的手段和步驟。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細緻，很具體，很周到，很全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大自殺的教授和幹部。第一個就是歷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幾天，革命小將大概找上門去，問了他若干問題，不知道是否動手動腳了。我猜想，這還不大可能。因為「造反」經驗是逐步總結、完善起來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來的。我總的印象是，開始時「革命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一般是比較溫和的。然而我們這一位汪教授臉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連溫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藥，離開人間了。他一死就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標語，赫然貼在大飯廳的東牆上，引起了極大震驚和震動。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了地下黨，為人治學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實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二個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總支書記程某某。對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擔任過北大學生會的主席。年紀雖不大，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殺了。他的罪名按邏輯推斷應該是「走資派」，他夠不上「反動學術權威」這個槓槓。他挨過批鬥，「六．一八」鬥「鬼」時當過「鬼」，在校園裡頸懸木牌勞動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這些「待遇」他實在無法忍受，一時想不開，聽說是帶著一瓶白酒和一瓶敵敵畏，離家到了西山一個樹林子裡。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痺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後再把敵敵畏灌下去，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一想到他喝了毒藥以後，胃內像火燒一般，一定是滿地亂滾的情況，渾身就汗毛直豎，不寒而慄。
我還想到了一些別的人，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臥軌，身首異處而死。這都是聽說的，沒有親眼見到。類似的事情還聽到不少，人數太多，我無法一一想到了。每個人在自殺前，都會有極其劇烈的思想鬥爭，這是血淋淋的思想鬥爭，我無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緒在時間上又轉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當時有兩位教授投未名湖自盡。湖水是並不深的。他們是怎樣淹死的呢？現在想來，莫非是他們志在必死，在水深只達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頭硬埋入水裡生生地憋死的嗎？差不多同時，一位哲學系姓方的教授用刮鬍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血流如注，無論怎樣搶救也無濟於事，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我的思緒在時間上更向後回轉，一轉轉到了古代，我想到了屈原，他是投水死的。比屈原稍晚一點的是項羽，他是在四面楚歌聲中自刎死的。對自刎這玩意兒我實在非常擔心。一個人能有多大勁能把自己的首級砍下來呢？這比用手槍自殺原始得多了。我想，如果當年項羽有一把手槍的話，他決不會選擇刀劍。
我的思緒不但上下數千年，而且縱橫幾萬里，我想到了以希特勒為首的德國法西斯頭子們。據說，他們自知罪惡多端，每個人都準備了一點氰化鉀，必要時只要用牙齒一咬，便可以上天堂或入地獄了。德國化學工業名震寰宇，他們便把化學技術應用到自殺上，非其他國家所能望其項背。日本人則以剖腹自殺聞名於世，這是日本人的專利，沒聽說其他國家向日本學習的。不過這種方式一個人還實行不了，因為剖了腹一個人也是不會立即死去的，必須有一個助手在旁，自殺者一經剖腹，助手立刻砍下他的腦袋，日文叫做「介錯」。我還聽說，日本青年男女